露宿街头的法国人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文章】题：露宿街头的法国人
米歇尔是显微技术员，两年前，他成了一个无固定住所者。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巴黎街头流浪，寻找工作、住所和失去的自尊。他曾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日内瓦，生活得很幸福，那时他是欧洲核研究中心的研究小组成员，每月挣２．３万法郎。一天，公司突然向他宣布，他的合同将不再续订：他的工作岗位被取消了。公司不再需要他这个专业的人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尔后，他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唉，人家不招募他这行专业的人！转眼一年过去了。他的妻子要跟他离婚。米歇尔说：“正是从那时起，我失望了。我开始喝酒，我不明白，因为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米歇尔慢慢地堕落了。他的朋友无能为力，陆续离开了他。当时他的最后希望是，集中他的最后积蓄（１．５万法郎）到巴黎去碰碰运气。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他说：“在这里跟在别处一样，不再有适合我的专业的工作。”米歇尔没能再找到工作。
这天早晨，米歇尔翻起衣领，双手插在兜里，大步流星地走在街上。怎样暖暖身子呢？寒风和蒙蒙细雨透过了他的薄衣裳；水珠从他业已变得花白的头发往下淌。两个月来，他每天拂晓便来到巴黎１９区奥贝维利耶街４３号门前，那里已有１０来个人挤在绿色大门等候。他们都是无固定住所者。在整个法国，他们的人数多达５０万，仅巴黎大区就有３万。这些人显到疲惫不堪，面容消瘦，并且常常酒气熏天，大多瘦骨嶙峋，穿着退了色的大衣和破旧的雨衣。他们全都为同一种病所困扰：失业。
米歇尔看了一眼他的手表，刚７点３０分。互助协会８点才开始接待，还有时间去喝一杯咖啡。米歇尔来到酒吧，他靠着柜台，一边听着那些一手拿着三明治、一手端着啤酒杯准备开始忙碌的一天生活的人交谈，一边寻思他是否还有机会。
他终于进入互助会办事机构，再次填写了一些表格，以回答两项就业建议：一项建议是去当旅馆接待员，另一项是去当夜间值班人。他的面谈时间很短。像通常一样，人家对他说：“我们将给您去信。”
这天下午，米歇尔又来到马让塔大街。他已在１５家职业介绍所里登了记，他定期来这里问问，亦定期得到同样的回答：“先生，没有适合您的专业的工作。请下次再来看看。”有时候，他强调：“我当一个工人也行。”介绍所的职员则惊愕地说：“这您可甭想！哪个部门的头儿会高兴您的学历比他还高呢？不管怎样，老板都愿意雇用资格不如您的年轻人，更愿意少付薪金。”
米歇尔只得又打起精神到处闲逛，来到巴黎４区韦尔里街。在慈善食堂所在地圣梅里教堂前，１００多人、其中有许多男人，在等待着施舍的饭菜。有些人低着头，以免熟人看见。不久前，他们曾是工人，现在，他们伸手时还是犹豫不决、提心吊胆的。还有一些是老人和来自东欧的难民波兰人、俄罗斯人、罗马尼亚人……
让—皮埃尔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眼圈发黑，胡子没刮。夜晚，他睡在车辆进出口的大门旁。在他的脚下，有一个酒瓶子。那是用来壮胆的酒瓶！
８个多月前，他曾是马赛一家餐馆的厨师，每月挣５５００法郎，住在一居室套房里。但是他的老板却取代了他在家中的地位，妻子抛弃了他。让—皮埃尔说：“我不愿相信这一切。这使我失去了理智。我不再干活。我变得越来越好斗。”他后来莫名其妙地动手打了餐馆的服务员，便立即被解雇了。他说：“我成了一个幽灵，到处游荡。”他来到巴黎，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工作。在街上，让—皮埃尔与一些跟他一样的人，一些充满仇恨的、狂暴的、绝望的、醉醺醺的人相邻为伍。
今天出现了一线希望：两家啤酒店招工。一家招一名服务员，另一家招助理厨师。让—皮埃尔穿着合体的牛仔裤和黑皮茄克前去报名。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人家回绝了他。他想要打架，想要破坏别人安逸。结果他被别人痛打了一顿……让一皮埃尔感到浑身疼。他认为，社会最终抛弃了他。
在工艺美术学校地铁站，让一皮埃尔从一位４０多岁的妇女面前经过，这位妇女拿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为了我的孩子，请行行好。”每天有很多陷入困境的妇女在地铁中闲逛。有些妇女卖淫；有些妇女在把她们的孩子交给公共卫生与福利处以后便丧失了理智；还有一些妇女则借酒浇愁。譬如，这位呆在站台上的面容衰老的妇女因饮酒过度而昏昏欲睡。人们可能以为她有６０岁，但她实际上还不到５０岁。
今天，在地铁里，让—皮埃尔决定乞讨。他登上地铁车厢，车厢里很安静。他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清了清嗓子，鼓起勇气说出：“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我不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我不是二流子，但我失业了。我是无家可归者，我每天都需要吃饭。为了避免被迫去偷，我请你们给一两个法郎，帮我摆脱困境。餐券也可以。谢谢诸位。”乘客们见他过来，都马上把脸扭过去。“请给一两个法郎。”这时，他周围的人都埋头看报，似乎很专心。当他走出车厢时，他没有获得分文。
在一无所获的这一天结束时，喝得醉醺醺和满怀仇恨的让—皮埃尔到地铁里行乞。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痛骂乘客：“你们是傻瓜，败类……”。
一片沉寂，有个５０来岁的男子随口说道：“懒汉！您只要干活就行！”让—皮埃尔向他扑过去，他吼叫着：“我揍你！”这个男子气得脸色发白。坐在他们旁边的乘客赶忙躲开，没有人劝解。当让—皮埃尔松开手时，一位老太太走近他，悄悄塞到他手里１枚１０法郎硬币，并低声说：“我将为你祈祷。”然而，他已混身无力，既笑不出来，也没能说一声谢谢。地铁列车到了巴黎北站，他也筋疲力尽，在这里的一条长凳上入睡了。这里是乞讨者的聚集地，是贫民世界。
这个贫民区的人的年龄大多在１８至２３岁，据说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一些未成年人。也有一些３５岁以上的“老哥儿”。他们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坐在巴黎北站地铁地下第一层内。有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来到车站大厅，在那里等候他们的“顾客”，乘客。““您不会没有一两个法郎吧？请行行好。”一些人朝他们笑笑，摸摸兜，把钱塞到他们伸出的手里。许多人则不理睬他们。
蒂米就是这帮人中的一员，她２０岁，高个子，一头棕色的长发。她爱说爱笑，讨人喜欢。她已怀孕８个半月，但仍然坚持从早到晚乞讨。她说：“我的‘男人’穆斯蒂克希望我别再去乞讨，可是如果我呆在热被里，付旅馆费呢？他已当了两个半月的管子工，我把他挣的钱存着，准备租一套房。”自从怀孕以来，蒂米就变了。她不再干荒诞事，不再去偷，不再吸印度大麻，也不再每天晚上狂欢。乞讨，这是她唯一可行的谋生手段，因为她不会干别的。再说，要是离开地铁，那就等于离开她的朋友，离开她两年来所结识的所有伙伴。
像大多数脱离社会生活的青年一样，蒂米也有过一个艰难的青少年时期：在她去报考卫生与社会福利职业学校的那一年，即１９９０年，她的母亲把她赶出了家门。她说，“我没能通过考试。但是她不应该两次轰我走。”
当蒂米发现自己已怀孕时，她吓得惊慌失措，怎么办？她的“男人”——孩子的父亲揍了她一顿。但是她已打定主意，因为她不想流产，她要求社会福利机构给予道义和行政支持。在巴黎一家社会救济机构办事处进行的第一次面谈不欢而散，因为人家对她说，要么去流产，要么生下孩子给别人收养。蒂米气得简直要发狂。对蒂米来说，生一个小宝宝，这是她生活的希望。她现在梦想与穆斯蒂克拥有一套住房，过正常的生活。
蒂米必须工作。尽管现在是地铁客流量的高峰时间，但是她的收获并不大。她在５小时内讨得１５０法郎。还得到一些小孩衣服，以及一个梳妆用品匣，这都是一个每天都在北站乘地铁的妇女给她的。她说：“妇女比男子更富有同情心，我的圆鼓鼓的肚子使她们变得更为慷慨大方。”
她像一个真正的公务员那样安排自己的生活：早晨７点到车站，中午１２点吃午饭，晚上１９点整收工。尔后，她便等她的“男人”来接她。她行乞也是有原则的，她从不向修女和神甫要钱。她说：“他们没有很多钱，他们也关心穷人。”
在巴黎，有５０个接待无固定住所者的中心，它们是由救世军、天主教姊妹会等组织建立的，其中有１０个妇幼中心。要进入这些收容中心，必须是１８至２８岁之间的妇女，怀孕至少已７个月或最近刚生了孩子。允许在收容中心居住６个月，在与公共卫生与社会福利处协商后，期限可以延长，直至孩子年满３岁。在法律规定的１０个星期的产假内，接待是免费的。此后，房费每月为５００至７００法郎，各收容中心的价格不等。托儿所的房费为３５０法郎。母亲可领取２９０９法郎的“单亲”补贴，外加９７０法郎的儿童补贴。
这些收容中心也帮助母亲获得培训实习机会以重新进入社会。有时候，它们也与全国就业办事处联系，以帮助找到正当的职业。但是这些无固定住所的母亲在其孩子满３岁后就得离开收容中心，往往只好去住费用昂贵的小旅馆。她们因经常缺勤而失业，因付不起房费而被旅馆老板撵出去。这时唯一的办法是：到巴黎市政机关所属的其它中心去避难，这些中心甚至向年龄更大的妇女开放，她们的孩子可以在那里呆到年满１８岁。（刘绍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