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夫科夫在法庭上的最后发言

１９９２年９月４日上午１０时，保加利亚最高法院宣布：前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被判７年徒刑。
在此前的８月１４日，日夫科夫在法庭上作了最后一次发言：
尊敬的法官先生们，首先，我想感谢我的辩护人。他们在这２年中，为我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表现了出色的职业素养。我也要感谢那些证人，他们没有顾忌当前的困难环境。由于对我的辩护已经终止，而且对指控中提出的所有问题都给予了详尽的回答，因此，我仅对这次审判中被我认为是主要的和头等重要的问题作以下发言。
第一，保加利亚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次审判是一次政治审判。操纵这次审判的人，一心想由此获得民主斗士的名声，得到以使他们能够被纳入国家的新的领导层所必需的政治红利。
他们提出的命题是：日夫科夫独裁专制，称王称霸，指挥一切，独断专行。尽管我曾多次警告过，他们这样做注定遭到破产，但这些人还是使一出迫害日夫科夫的宏大的表演在喧闹声中开场了。
很可惜，历史是不会承认这种表演的。任何低估保加利亚人民的政治水平的人，任何认为保加利亚人民可以任人蒙骗的人，迟早都会大失所望。
第二－，尊敬的法官先生，你们都记得，我被指控犯了弥天大罪：特务、混进革命队伍的奸细、把资产移到国外、把亿万巨款存入外国银行、政治谋杀……检察官的指控完全是站在为现行政治路线服务的立场上。我预先就被指控为罪犯，支持指控的是不存在的所谓证据，他们在搜寻关于我的所谓个人擅权、个人专政、个人决断的事实的这２年中一无所获。这一人为的对我指控的脚本既未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未经得起本案所搜集到的事实和证据的检验。
我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里，根据保共党章和根据适应于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宪法及法律领导了党和国家。当时时国家的领导是根据在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都通行的关于政权和管理的运作规程进行的。
第三，对我的指控试图证明，当年对高级党政领导人提供服务和照顾具有犯罪的性质。法官先生，就这类指控，我曾吁请提供一项关于世界各国通行的对领导人提供方便和优待的调查。如果按照指控的说法衡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元首可以免遭审判。因为大凡领导人都会得到特殊的健康服务、生活服务、特殊的食品照顾、交通和住房照顾等等。
如果按照指控的逻辑衡量，今天的保加利亚总统和其他领导人在他们离职之后，也同样将被置于受污辱的境地。因为，今天他们同样享受着特殊的交通服务，从天空到地上，有着各种特殊规定，官邸，狩猎场所，会客场所，还有对一些人特设的健康服务，他们也在领取交际费。现在，他们的工资每个季度都要根据情况按基础工资的百分比增加。近两年来，他们也分配了不少住房，以满足特殊需要。
在侦讯期间，我也曾要求作另一项调查，看看在我当政期间高层领导的支出是多少，再看看现在的领导者的开支状况。可是，谁也没去作这项调查。我确信，如果作了这样的调查，是与指控不相宜的。
第四，对这桩““１９９０年１号案”的侦讯持续了一年多，累积案卷达一百一十卷。后来，又从这里生出了二号案、三号案、四号案等等。我深信，这些案件的前途都不会比本案更妙。但我不能不痛心地指出，这些案件将使成百上千人的命运变得悲惨。我不能不警告那些对今天的保加利亚负责的政治家们，这些审判将使保加利亚倒退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任何政治家，如果认为可以指靠复仇、报复和仇恨，那么，他就绝不可能善终。
法官先生们，我深信，你们会依据法律对本案作出你们的判决。你们是在审判保加利亚的一届国家元首。我认为，所有的人也都清楚，我在个人自觉的一生中，从未攫取过个人好处。当我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我并不为自己走过的道路感到羞愧。我没有犯过罪。我把自己整个生命完全献给了为争取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人民的福祉而进行的斗争。如果现在需要有人为了保加利亚的和平和安宁、为赎原罪而牺牲，那么，我情愿这样去做；如果由于对我的不体面的判决可以为保加利亚人民带来和睦、安宁和幸福，那么，我是会同意这一判决的。
法官先生，你们的判决将决定：保加利亚人民是可以保持住体面和尊严呢，还是将陷入迫害和自相残杀的疯狂竞赛。
谢谢诸位。
日夫科夫讲完后，由于情绪激动，双手更加颤抖。法庭鸦雀无声，只听见照相机的喀哒声。（吴锡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