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国之间的交往（中）

十四年后重返中国
自国旗事件发生的１９５８年到日中邦交正常化，整整花了１４个年头。
我作为日本经济界访华团团长，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是１９７２年８月。
关于我访华，签订钢铁协定，日本国内有些右翼分子似乎吵闹了一阵。我到中国去是秘密的，宣传机构谁也没有人注意。可是同中国签署了协定的消息一传出，人们都知道了。当时在东京的小岛社长给我来电话：“现在回日本，十分危险，最好过一阵子。”我回答道：‘‘没有关系，从香港绕道印度回国。”
从印度回国之后，国会传我出席。我不知要遭到什么训责，提心吊胆地出席了。在我面前出现了社会党帆足计议员，他告诉我：“稻山先生，希望你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都说出来……。”
提心吊胆的我真是喜出望外，我高高兴兴地讲了许多，他们非常高兴。中国的调整措施得体
由于国旗事件，出口钢铁中断了。但中国的措施是漂亮的。在签订协定的产品中，除正在制造的东西外，已经制成的产品，中国全部接收。取消正在制作的产品，我们也有损失，我们没有说话，对方充分理解这一点，知道我们是讲信义的。
这是两国的信义问题。这一点在宝山钢铁企业的建设方面也是同样的。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要缩小规模。这时采取的措施也是漂亮的。在新日铁公司内部有人叫喊“吃亏了，吃亏了”，表示不满，事实上从短期看确实如此。但依我看来，中国采取的措施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他国家如果有过火现象，不能象中国那样迅速立即调整。中国立即调整，因此中国了不起——我是这么说的。
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发现过火了，马上下令停止。所以能立即采取调整对策，这就是中国政治安定的证据。如果不安定，一旦开步走，就停不下来了。最近经济特区的问题也是如此。恐怕中国今后还会犯错误，调整这类矛盾是理所当然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做不到这一点，明知错了，也无法控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