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医生札记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文章】题：给苏共中央领导人看病（作者前苏联卫生部第４总局局长叶夫根尼·恰佐夫）
第４总局是非常重要的部门。这里保存着一些机密材料，它们涉及到国家领导成员及其周围的人当时和以后的身体状况。这些材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争权篡位的武器。
在对各种情况进行实际分析以后，我开始寻找一个人，要让这个人同我一起做勃列日涅夫的保健工作，维持他的工作能力、生命力和思维能力……
在勃列日涅夫家里人中，我没有得到支持，只好去找我在国家领导层中唯一信任的人——安德罗波夫。这是在１９７３年。我向他提出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怎样促使勃列日涅夫恢复他原先的作息制度并在医生的监督下服用镇静剂？怎样让他疏远女护士Ｎ并避免受某些朋友的坏影响？
安德罗波夫想了好半天才说：“首先，除了你以外，任何人都无法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作息制度和服药的问题。我帮助你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你说我们应当把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报告给政治局或者某个政治局委员，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不管是在政治局还是在中央，都不会有人理解我们。勃列日涅夫是当今公认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将把我们提供的情况看作是某种阴谋，而不会看作是对勃列日涅夫将来身体状况的关心。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另一点，这一消息会再次激化政治局内部的夺权斗争。”
我明白了，我只能孤立无援地对待勃列日涅夫的疾病。
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外交官、补会学家正在档案中寻找各种材料和文件，解释勃列日涅夫升官和腐败的原因。我可以向他们提供导致这一进程的相源。我同所有医生一样，总是按照具体事实和具体人的行为逻辑寻找问题的根源。
从这一立场来看，女护士Ｎ对勃列日涅夫的坏影响加快了他的腐化。这是具体的客观事实。这促使了国家的崩溃，其作用不亚于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的几十次活动。
勃列日涅夫（后来是安德罗波夫）参加会议和会晤的电视报道方法是很讲究的，导演和摄像师必须准确地知道拍摄角度和焦点。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举行全会的新场所，安装了专门供领导人上主席台的栏杆。研制出专供登飞机和列宁墓的舷梯。１９８５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前夕，电视报道达到了虚假的顶点。为了让人民看到他们的领导人，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政治局委员格里申等人硬是把病人膏育的契尔年科从床上拖起来，把他摆到摄像机镜头前。
遵照形成的传统和有关规定，我向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汇报了契尔年科的病情。当时的同势变得越来越艰难。契尔年科本人关心自己不断恶化的身体状况，而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则不太感兴趣。
秋天，契尔年科病情加重，只有在静脉注射大量药物后才能工作几天。同一年前一样，孔策沃医院成了我的固定工作地点，而且重病缠身的乌斯季诺夫也住在这里。我们所有专家和医生都明白，我们的努力干事无补，他甚至都难以承担苏共总书记的有限工作。
为什么隐瞒勃列日涅夫身体有病？为什么不坚持让他脱离工作？我百思不得其解。
遗憾的是，苏联与其他国家不同，不管是在选举中，还是在任命领导职位时，候选人的身体状况从来都无关紧要。有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是，健康问题纯属私事。然而，一个患了严重疾病的人，还要他肩负责任重大的艰难工作，难道这样做合乎道德吗？
我至今都不能彻底确定自己对由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生病所形成的局势的态度。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我诚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没有违背职业道德。在７０年代末，了解勃列日涅夫身体状况和他的腐化的不仅有安德罗波夫，而且还有苏斯洛夫、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和某些其他领导成员。
安德罗波夫尽管有病，但凭着自己的意志和作息制度，他比多数政治局委员工作得都有成效。
这几年国家丧事不断，保健医生也生活在忙碌和紧张之中。
在给契尔年科送葬时，我身旁有个上将，我同他不太熟悉，他好象是苏共监察委员会委员。他惊讶地对我说：“您可够走运的，给４个总书记送了葬，可您还活着。”
４位总书记中的３位是在１９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５年３月这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逝世的。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卢敬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