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新阶段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８月３日文章】题：中国的新经济军阀（作者大卫·茨威格）
中国的城市规划专家们这些日子里一直睡眠不足。从早到晚，他们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县城跑到另一个县城，为逐渐遍布全国的新开发区设计规划。“中国现在出现了“开发热，”，一位城市规划专家说：“每座城市或县城都要建立开发区，即使那些并未对外资开放的城市也想建。”
开发区的扩散可能将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开创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最近数以百计的开发区在各地纷纷建立令人担忧。由于缺少法律和财政制度确保对计划失败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许多地方官员即使缺少客户，也很难有找到客户的机会，却大力推进开发区建设。
官员们口中大谈引进外资，许多人真正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其他地区、从当地居民手中、从政府那里吸引资金，以便帮助他们建立耗资巨大的新的现代化区域。
邓小平１月份的华南之行和他最近的进攻姿态为改革注入了活力。但是地方官员把邓的步子更快一些、胆子更大一些的号召看作为经济快速发展大开绿灯，而不是解决改革中的难题——例如如何把国营企业转变成面向市场的赢利企业
——的一次挑战。
“开发区热”始于１９９０年初，即决定在上海尚未开发的浦东区建立一个超级开发区。１９９１年国家正式承认２７个高技术区（其中许多高技术区的雏形已经存在数年之久了），这些高技术区遍布从哈尔滨到桂林，从杭州到成都的城市。这些“开发区热”急剧升温。
“开发区热”的迹象随处可见。在江苏省，从宜兴到镇江，大大小小的城市部在建开发区。南通市最近决定要把开发区从５．２平方公里扩大到４０平方公里，包括一个新的高技术区，而南通县１７个镇中的许多镇都已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业区。湖北省的一个县建起了自己的１８平方公里的高技术区，并把其中一部分租给台湾一家财团建立商业中心。各个城市争取投资的竞争很激烈，所以市长们纷纷把土地租借费降到邻近城市以下。
很明显中国的开发区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有种种理由让人担心，中国的许多“热”使得政治压力和不受限制的地方利益超越了经济上的稳妥考虑。由于缺少私人财产权和法律、政治责任制度，那些在经济上做出错误决定的市政官员不必担任何风险。中国目前强调赚取外汇，使得许多开发区内开展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损害了新技术的推广。在一些“高、新技术”区，技术既不高也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