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特人的革命

【美国《时代》周刊文章】题：反对种姓歧视的革命（作者爱德华·德斯蒙德）
摩奴法典是指导正统印度教徒生活的百科全书，已有２５００年的历史。摩奴颁布的法令说，被逐出种姓的那些人，也就是今天的贱民，必须生活在本村以外的地方，不许他们在村内“污染”种姓中高层人们的精神健康。
聪杜尔是一个处于安得拉邦产稻区的拥有大约５０００人的富裕村子。在这里，贱民历代居住在一个隔离区。但是摩奴可能难以认出现在这个地区２０００名被逐出种姓的人们。他们现在穿戴整齐，他们必须接受贫困，或被禁止穿衣穿鞋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他们受到良好教育，其中大约一半人受益于当地的基督教学校，他们能读会写，有大约１２人已大学毕业。他们已经拥有一些有限的财源，５０名男子在铁路上任职，不再依靠少得可怜的工资或当地农民的施舍。
聪杜尔的贱民们把自己称为达利特人（按梵文意为“被压迫的人”），他们不久前树立了一座他们的激进领袖安贝德卡的塑像。他们讨厌人们叫他们哈里詹人或“上帝的孩子”。这个村子的达利特活动分子维拉亚赫说：“我父亲这一代遭受了侮辱，但是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不公正的状况了。”
达利特人的生活日益改善，他们不愿干低于标准工资的工作，他们不再对“地位优越的入”毕恭毕敬。在公共汽车上，达利特人不再给雷迪人让座。由于政府没能率先采取行动，这场革命自下而上地开展起来。被剥夺权利的人们着手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认识到只有他们自己采取行动才会根除不公正的现象。直到５０年代，印度被剥夺权利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人数所代表的力量，尽管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状况在继续改变，而且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改变着，这部分地因为他们正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以及看到了电视和电影。但是在最低阶级人手中的最有力的武器是选票。过去几年，印度最低阶层的人们对有组织的政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前总理维·普·辛格的人民党把它的前途压在求助于受压迫人民的支持上，并于两年前许诺为“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的人们”保留２７％的政府就业机会。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斯里尼瓦斯说：“印度发展中的最革命的因素是成人选举权的确立。它使贱民们的思想产生了认识革命。平息因此而产生的种姓冲突是印度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改革的影响几乎完全支配着今天印度知识分子的思想。摩奴法典只是在十分传统的印度教学院和修道院，以及偏远的乡村才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德里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贝泰耶说：“在现代的印度，没人再为种姓制度辩护了。”大概更重要的一点是，摩奴法典不再有实际意义。１９５０年的宪法规定了一种配额制或保留位置法，即要求邦政府和国家政府为达利特人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保留１５％的位置和在政府部门保留就业机会，为印度西部的比尔人和比哈尔的卡里亚人等部族人提供７．５％的位置和就业机会。
现在不管这种制度是否公正，无疑，以种姓为基础的这种配额制的存在使政治出现了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