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取得成效苏联奋力前进

【美国《时代》周刊１１月９日文章】题：中苏两国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
“第二次革命”，这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这两个共产党大国内目前出现的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大变动的叫法。中国人谈论改革和开放，苏联人则谈论改组和公开性。这些新口号所预示的，是自独裁者斯大林在３０年代把苏联引上强行集体化和重工业化道路，以及北京的伟大舵手毛泽东于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革命以来在路线上发生的范围最广泛的变化。
不论苏联人和中国人对改革的态度有什么不同，莫斯科和北京都下决心为自己的经济试验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列宁在２０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作出的恢复私营部门的决定在苏联的新经济学中占据突出地位。北京的意识形态专家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使马克思主义教条不受破坏。真正的改革是为了给人民大众提供更多的面包和钢材，而不只是悦耳的鸟鸣。
改革已经成了中苏两国在单行跑道上的长距离赛跑，中国人远远跑在前面。改革家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农村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功。
迄今为止，莫斯科一直不愿仿效北京的做法，把土地还给农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对中国的方案稍加修改的建议，即把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的一部分边缘地块拿出来租给有魄力的农户并把农业工人们编成家庭生产队。但是，迄今为止克里姆林宫还不能用超级市场商品丰富的货架来证明改革政策的积极成果。
莫斯科的改革是从工厂、而不是从农场开始的。根据将从明年起生效的新的国家企业法，苏联工厂必须在戈尔巴乔夫所称的“自筹资金”的基础上经营，而不能靠上级提供资金和靠行政命令来经营。苏联的工业基础比中国坚实，工人阶级所受教育的水平比中国高，因此，经济起飞的速度可能会比中国快。但是，象中国进行的试验一样，苏联式的工业改革遭到了只是口头支持改革的官僚们的反对。
正当中国人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苏联人却在称作“公开性原则”的比较朦胧的改革领域奋力前进。戈尔巴乔夫在６月份的中央全会上点名斥责了至少１６名部长和党的官员，中国的克里姆林宫问题观察家对此大为惊讶。中国设有类似苏联的“晚上好”、“莫斯科与对话”这样的电视节目。这种节目把有关改革的新闻同圆桌讨论会揉合在一起。
迄今为止，戈尔巴乔夫看来满怀信心地认为可以在不加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使改革得到控制。但是，同中国一样，苏联可能发现，改革的进程跟不上公众对于更大程度的民主的要求。中国社会调查机构今年７月在城市中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回答询问者中有９３．８％的人认为需要改革政治机构。在苏联新闻社于今年６月中央全会之后就对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的看法对莫斯科一批工人进行抽样调查时，８３％的人说这两方面都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水平。驻北京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解释说：“一旦经理人员开始自己就经济问题作决定，他们就不那么愿意由别人为他们作政治决定了。”如果是这样，今后，在改革的竞赛到达终点以前，还可能有一场思想领域的第三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