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老兵的身世

【美国《读者文摘》月刊（中文版）１１月号文章】题：父亲大人和我的身世（作者台湾《联合报》副刊副主任陈义芝）
父亲谱名家亨，离乡后才改名联科。１９０８年生于四川忠县，幼年在川东读书，青年期投军，从此再没回去；等头发斑白，以５０出头的年纪，犹须荷锄锹，肩挑担，卧起操持，在台湾中部大肚溪口，凭蜀中弟子与恶环境搏抗的一股韧性，守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求自我完成、奉献于伦常体系、无尤的一点幽光。
在１９５３年我出世前，父亲已自军中负气退伍。那时他心情之陌生、惶惑，不言可知。每天穿行在花莲街上，愈急着找事，愈找不到事，一晃大半年。
为了帮助父亲在事业上重起炉灶，母亲捐出所有的首饰。那些首饰是她跋涉万里山水夹带出来的。父亲将首饰全数变卖，交给一个准备合伙开餐厅的同乡。不幸馆子未开张，那人即将资金赌输，逃到山里去了。
母亲那时除了与父亲吵架，就是一个人一面打着毛衣一面流泪，她拖带两个会走的和一个还要人喂奶的孩子，向杂货店赊欠米、面。
一直到我念师专时，母亲还常常提起：“那时候营养不良，人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为了下饭，只好大口吃辣椒。那有足够的奶水？常常你孜孜地吸着，突然就大哭起来。”
离开花莲时，我８岁，父亲开始在彰化最偏远的溪底村垦荒拓殖，在大肚溪口防风林的沙石堆，本本分分地务农求生，早出晚归，沉默得紧。
我记得那些年的生活情景。每天清晨，竹门推开总是三分曙色七分黑夜，父亲取一枚生鸡蛋在尖端凿一椎孔，仰着脖子“出出出”地吸干后就跨出院门。那枚鸡蛋在他肚里一直要撑过午后一两点才得补充。
父亲一个礼拜难得在家待片刻。母亲独自带着５个孩子，赁居于４里外小街上，一幢茅茨土屋中。屋前屋后，养几只鸡，种一点菜。
１９５９年，在我将入学那年，急骤的暴雨冲毁了溪堤。父亲苦心经营的农场也遭大水洗劫，秋收无望，债台高筑。３个月后，父亲找泥水匠在十几里外一块高亢干爽的林地，矗立起另一座托身的屋宇。新居是竹子编架，石灰和着草泥涂壁。屋顶覆上薄薄一层灰瓦。四壁不仅萧条，也碰它不得，一撞就会掉下一大块土灰。
父亲闲话过去，常带着沧桑的语气说：“熬得过那１０年多苦日子才站起来的，否则真不知道家境要坏到什么地步！”这就是支持他坚忍垦荒的信念。
搬到市区，父亲又去帮人照管车辆，４年后，家道更形昌顺，他终于可以不再尝外头的风霜了。然后我北上求学，大哥与中弟在军旅，久久回一趟家，他愈来愈显得老了。年华催人，人生有几个１０年？无怪乎史书上“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的记载，最教我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