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２年的思考（五）

失业：不幸的人增多（作者计划署总专员让—巴蒂斯特·德富肖）
自凯恩斯主义的调整失败以来，自经济国际化以来，自国家、公司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以来，自消费者而不再是生产者支配经济以来，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剥削问题与解雇问题相脱离的世界。
在解雇后，不再存在社会联系，而只有一些分散的。孤单的、看不见的和失去自我表现的个人，他们需要斗争手段和新的支持。所以人们只有在同时具备３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摆脱解雇的困境。
一，被解雇者必须表达自己的想法：必须交往，以便使别人重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被人们忘记；
二，被解雇者与未被解雇者必须合作：
三，避免被解雇，这就要在社交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唯有交往才能使个人的独立性与社交相协调。
应当有一些能够随时向那些到一定时候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提供简单的工作，并签订正常的劳动契约。
应该怎么办呢？有几种相互对立的论点。可以举出５种。首先，有些人认为，没有什么比解雇更糟的了，宁可多一点剥削。打破常规，取消最低保证工资，这将可以创造一些低级的就业机会。这种论点在经济学家们中间很有市场。但如果过分降低最低工资或最低社会补贴，就会大大刺激毒品、犯罪、卖淫等地下犯罪活动。
第二种：避免触及最低保证工资，听任一定水平的失业，通过福利机构来发救济金。第三种：实行普遍补贴，不管工作与否，人人都领取一份基本补贴。然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赋、才能、爱好、生活选择和市场提供的可能性自由地确定自己的工作量。但在一两代人之后，生产力会明显下降，普遍贫穷化。
还有两种论点是正确的。
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泰罗制后的竞争模式，协调产品质量、市场机制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意味着一种相当深刻的文化和组织变革，特别是在整个领导阶层方面。这种模式将可能仿效瑞典模式、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因为在这些国家里，人们把人力视为企业的重要财富。人们更重视人，力求培养人，并使之重新称职和不断适应新情况，而个人则同意按照可能具有相当强制性的流动规则办事。
最后一种论点是扩大社会交流。交流并不限于经济交流或商品交换，也有各种形式的没有金钱报酬的空闲时间的交流。因此要让个人更自由地选择工作时间和他们的收入。如果让工人们更好地掌握他们的时间，那么他们将会腾出工作岗位，创建一些协会，提出一些互助倡议，重新建立人际关系准则。
怎样朝这些方向前进呢？首先，８０年代的“获胜者”将应当有一项真正的社会计划，而不仅仅是一项经济计划。其次，应当消除以过于明显的等级思想为标志的法国社会的隔阂。
应当能够在企业、社会伙伴、协会和当局之间创建一种协同关系，以便市场能逐渐地、永久地和更紧密地使各种互助机制融为一体。这需要时间，但这是可以做到的。解雇决不是一种必然。（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