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马莱发表《非洲调查》说：美国在非洲的政策不得人心

【本刊讯】突尼斯《青年非洲》周刊一九六四年第二○三期到二○五期（十月二十五日到十一月八日）连续刊载西蒙·马莱写的题为《非洲调查》的文章。现将一二两篇摘要如下：
华盛顿是否注意到美国在非洲的政策不得人心？华盛顿是否知道这一政策在非洲人的眼中被看成是从前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受人谴责的做法的继续？
当人们向美国在非洲的外交官员提出问题时，他们经常反驳说，“你们说的这些东西是中了毒。这是某些少数左派分子或反美分子的看法。因为大部分非洲官员向我们说的是另一种话……”
大部分官员包括一些国家元首在内说的是“另一种话”，我在好几个国家的首都亲自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最坏的情况是这些领导人和群众以及干部之间的鸿沟正一天比一天深，群众和特别是干部对政治的兴趣正在不断发展。在某些国家首都，要接近政府首脑，首先要“通过”他们的西方“技术”顾问，这些顾问向你提出一连串关于同“总统阁下”会谈的性质和目的的问题，人们得到的最强烈的印象是，这些象牙之塔中的阁下脱离了现实，只听大量的侍臣对他们的吹捧。
在一次大学生的集会上，我听到了这番很说明问题的谈话。
马马杜：我并不怀疑我们最后终会使我们所选择的道路为人们所接受，但是我们能依靠哪些大国来帮助我们抵抗我们所受到的各种压力吗？在过去一个时期，苏联的外交曾经挫败过帝国主义的某些阴谋，但是人们现在发现莫斯科已经……右转，莫斯科认为保持同华盛顿的良好关系比其他一切事情都重要。至于人民中国，它是真心的，但是它在非洲的“真正”的行动能力有多大？十分有限……就剩下法国了。
阿博：你难道要说我们从此以后应该向美国人的要求（这些要求得到俄国人的默许）屈服？这一点办不到！当然法国和中国的实际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领导人难道不应该利用法国、中国同苏联、美国之间的对立吗？
阿马杜：为了受到别人的尊重，难道我们不应该首先在我们自己的非洲家园内建立秩序吗？
伊格斯：当然要，但是你忘记了一个关键：我们的政权并不都是受人民欢迎的。其中好几个政权都需要依靠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来维持它的地位。
从这四个大学生（最大的一个不过二十三岁）交换的意见中，人们可以对这次访问得出另一个结论：如果说苏联在非洲的优秀分子中失去了地盘，那么人民中国和其目的大不相同的法国似乎成了大部分非洲舆论今天所注视的国家。
体会不到六十年代的这种非洲新现实的非洲领导人是很多的。如果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绝大部分非洲领导人对中国保持正当的谨慎态度，而不顾夏斯特里和铁托所作出的绝望的努力的话，如果印度总理要使纳赛尔在联合公报中指责中国的政策的企图遭到失败的话，如果每个非洲国家元首没有由于法国爆炸原子弹或保持它的某些军事基地而直接攻击法国的话，如果苏加诺、本·贝拉、纳赛尔、杜尔、恩克鲁玛、凯塔、肯雅塔把南北的冲突看得比东西的冲突更重要的话，那么事实上，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分析使他们必须站在非洲群众和非洲优秀分子的新的观点的一边吗？去谈“中国的观点”或“反苏”，这正是非洲舞台的西方观察家通常犯的错误。
但是，今天的非洲再不是像大多数领导人所想象的那样。领导者和人民之间的鸿沟正日益扩大。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洲人民昨天所抱的希望和幻想已经由于独立后所产生的制度而大大地破灭了：同外国的妥协，普遍的贪污，大肆挥霍公共基金，粗暴地镇压一切反对意见（尽管它可能是建设性的），纵容最可耻的政客的最恶劣行为——这就是今天所见到的现象，那些贫苦的积极分子几乎是群起反对这种现象以便迫使人们同意进行他们所向往的“革命”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