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外事报道》谈：赫鲁晓夫过去制定苏内外政策的一些情况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刊载题为《老的争吵》的一篇文章，详细摘要如下：
十一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以来，尽管不安定的局面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但目前克里姆林宫仍处于政治上极不稳定的时期，其不稳定的程度比表面上暴露出来的还要严重。苏联国内存在着在过去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向赫鲁晓夫提出挑战的各个施加压力的派别。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派别的目的和力量，就能够最清楚地看到未来发展的线索。这些派别联合在一起并同赫的继承者合作，终于把赫推下台，现在他们正在向地位软弱的赫的继承者加紧提出自己的要求。
各个派别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的，有相当多的重迭现象。但如简化一下，大体上可把它们分成以下几个派：（一）军人派：负责执行一项有效和负责任的国防政策，拥有自己的威信和影响。（二）秘密警察派（内务部）：负责对人民保持最大的政治控制，他们力争维持目前的编制和预算以保持它们凌驾于其他各派的影响。（三）党的机构内的经济集中派，这一派以无政府状态和削弱党对经济的控制带来分散主义为理由，坚决抵制分散主义，从而保住他们在莫斯科的舒适的职位。（四）思想保守派：同经济集中派是表兄弟，他们害怕和平共处导致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使国内的政治服从于经济，他们认为这两个发展都会给党的存在带来潜在的危险后果。（五）经济分散派：这一派热衷于通过企业由经理自治实行一套现实的价格政策和使农业事实上非集体化等办法来使经济合理化。（六）思想自由派：同经济分散派是表兄弟，代表着舆论中寻求更大自由、要求了解过去的事实真象和通过合理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势力。（七）主席团内部经常存在的、但成员不固定的反对派：这一派必须１、在一个时期内至少支持上述六派中的一派，２、在反对赫的专制方面有共同利益。
赫鲁晓夫的政策已经具有完整的体系，因此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就经常引起各种形式的反对。促使赫的政策臻于完整的媒介是他一九五九年的美国之行。当时他看到，美国拒绝他一九五八年提出的柏林问题最后通牒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但这种军事实力又是同美国人民真诚要求和平共处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物质繁荣把他弄得目瞪口呆，并且使他认识到贫困是一九五六年苏联人民中爆发出来的不满的根源。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他的这种信念：迅速的物质发展是赢得人民某种支持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可是迅速的物质发展绝对需要同西方有长期的缓和关系。而不从北大西洋集团国家大规模进口资本货物，和不剧烈削减军事预算以支付这些货物和增加其他方面（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投资，就达不到迅速的物质发展。由于削减军事货费用将在相当程度上使苏联在任何苏美战争中都不能取胜，因此必须消除因冲突不断扩大而引起的战争的危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在美国基本上不是咄咄逼人的时候，避免在世界上敏感地区采取诸如煽起革命战争之类的挑衅行动。当然在苏联处于安全的地位时，苏联可以通过恫吓、保密和拒绝以视察为裁军的条件等手段在西方面前掩饰苏联军事弱点。最后，当物质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考虑时，就不应该用过多的内部“控制”和抽象的思想框框来压制人民的主动性了。
上述的这些政策也可以被称为“在一国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产生了一九六一年的党的纲领。很明显，如果赫鲁晓夫有力地执行了这些政策（而赫确实是执行了这些政策），他就会同上述各派中的某几派发生矛盾。
一九六○年一月，赫鲁晓夫庄严地宣布他打算把军队裁减三分之一。十八个月后，裁减还没有进行到一半时，他被迫同受到损害的军方妥协了。一九六○年六月，在强大的压力特别是思想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之下，他十分勉强地决定利用Ｕ─２飞机事破裂巴黎高级会议。
一九六二年出现了真正的危机。首先由于农业仍然严重落后，他在六月间决定试行重要的物质刺激的办法，并且提高集体农庄几种主要产品的国家牌价。但是这笔费用要靠相应提高农产品的零售价格来补偿。提高零售价格的消息立刻引起了一系列骚乱，最突出的事件是诺伏契尔卡斯克的骚乱，在镇压中死了五百人。然后在十月间发生了丢人的古巴事件。很可能，赫开始时仅仅是为了对军方和思想保守派作让步，才批准在古巴采取冒险行动的，而这一行动正好违反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
不管情况究竟如何，诺伏契尔卡斯克事件和古巴事件充分证明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提出的两点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党在国内不得人心，还认为向美国挑衅是愚蠢的。但是这两件事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发生的，因此必须作出让步。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办法推行较合理的南斯拉夫型的工业制度了（在九月间开始就利别尔曼提出的建议进行辩论之后，一度看来很可能推行这种制度），相反地却在十一月间采取措施来缓和经济集中派的情绪。同时，秘密警察派和一般的控制均得到了加强。当时他所采取的唯一非正经的措施就是把党从上到下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弱企业经理和农庄主席的权力使党的官员更直接地控制生产，这样来满足经济集中派。
在一九六三年头几个月，在科兹洛夫率领下，几乎所有的保守派和集中派都联合起来一起反对赫，赫的地位岌岌可危。三月间举行了一次事先未宣布并且很可能是违背赫的意志的秘密中央全会。会后成立了最高国家经济委员会。其任务是监督整个的经济活动。委员会以同军方有密切关系的乌斯季诺夫为首。当赫运用手段和利用科兹洛夫生病的机会逐渐恢复自己地位时，他对这个委员会作出了反应，那就是无视它的存在，并且不让乌斯季诺夫参加主席团，尽管乌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显然有资格进入主席团。到一九六三年九月，当农业歉收的严重情况暴露出来之后，赫的威信又遭到了新的打击。保守派谴责他专断地把党一分为二。看来，只是在他威胁要辞职的情况下才通过了他提出的向西方购买小麦的决定。三个月以后，农业集体化政策本身显然遭到了自由派的攻击。尽管他已看到某种非集体化措施是主要解救办法，赫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因为他过去的经历同农业集体化关系太深。他转而求助于大规模使用化学肥料。但是以后他又丢脸地被迫大大降低化肥生产指标。
十二月间，他又决定再次削减国防预算。
一九六四年九月军队的报刊出现不少文章，毫不隐讳地批驳了赫的核时代步兵是多余的论点。最后，也是在九月，在他大事吹嘘一种“可怕的新武器”之后，他又不得不屈辱地再三进行否认。
早在四月间，看来他曾又一次以辞职相威胁，这次的目的是为了发表苏斯洛夫在七周前所作的反华报告。在总的中国问题上，赫似乎更多地是在战术上而不是在战略上冒犯了各反对派。
秘密警察是赫鲁晓夫的又一个烦恼。从一九六三年底巴洪教授事件以后，秘密警察派看来就试图以各种办法来破坏他同西方和解的做法。一九六四年九月，在莫斯科附近一个教堂里又发生了“芥子气”事件，在西伯利亚又发生了强行搜查西方武官的事件。几乎与此同时，在一次讨论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年计划中应着重哪一个项目的高级会议上，赫鲁晓夫显然受到了几个不同方面的挑战。很明显他又想以削减军队预算来贴补农业和消费者。另外，他又明显地想支持“利别尔曼主义”。可能就是在他的纵容下，苏联报刊又在八月间就此问题开始进行辩论。这肯定又激怒了经济集中派。他在主席团中的很多同事肯定一直到现在都反对他这种作法。不论情况如何，十月十四日政变最后是由于下面这种担心的情绪造成的：担心赫被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激怒，可能会利用定于十一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在主席团内进行大清洗。象他这样年龄的人，在重要的压力集团的反对之下，他来个狗急跳墙，诉诸恐怖手段的危险性是尖锐地存在的。因为在不使用恐怖手段的情况下，苏维埃制度是需要对上层领导定期进行调整的，而赫将近三年来未能进行这种调整。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迹象，说明主席团内部已经越来越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赫的相应增长的专制倾向。
赫的专制倾向近来表现得相当露骨：他明显地想任命阿朱别伊管外交或农业事务，他处处都表现裙带作风，他操纵新闻机构，他经常不和同事们商量，他培植进一步的“赫鲁晓夫个人迷信”。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压制他的反对派。他愈来愈经常地采用这种策略，终于把事情推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