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波夫（四）

全会讨论了当前的经济问题，对过去一年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作出了总结。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几年相比，“安德罗波夫的这一年”的成就是相当明显的。全国工业产值比１９８２年增长４％，劳动生产率增长３．５％，而且消费品产值增长率超过了生产性产品产值的增长率。钢和轧材生产的下降趋势得到制止，１９８２年曾跌到１９８０年指标以下的货运量有了回升。但是工业的某些基础部门却仍在原地踏步，其他部门的指标下降，虽然下降的幅度不大。
经过几年的欠收之后，农业向前迈进了一步，农产品在１９８３年增产了５％。饲料的增产尤为突出。国家首次得到了１６００万吨肉。在多年的停顿之后，主要依靠加强纪律和减少损耗，仅在一年之内便使工业加工的肉产量增长１０％，动物油产量增加１３％，全奶制品产量增长５％，植物油、香肠和茶叶的产量也有明显增长……
我们看到，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头一年。苏联经济有了小小的、但却明显的进步。尽管如此，国民经济中的危机趋势并未得到制止，而是继续加剧，尽管速度稍有减缓。
安德罗波夫没有出席苏共中央１２月全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讲话稿。这份讲稿成了讨论中所有发言的出发点。
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及全会其他参加者的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并不很新奇。它们谈的还是加强生产纪律和计划纪律，提高轮班系数、改进对设备的使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各企业严格遵守合同义务、扩大竞争、更好地利用国家科技潜力、保护自然环境等等
。
在全会解决一系列组织问题时，也可感觉到安德罗波夫的强有力的指导。一切变化均旨在加强安德罗波夫的“班子”。外国报刊也正是这样评述的。许多西方报刊写道，安德罗波夫即使躺在医院里，也仍然可以用强有力的手去指挥党和国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但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在安德罗波夫住院期间，政治局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三驾马车”。吉洪诺夫—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在讨论许多问题时，他们战胜了一批尚未完全协调一致的较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在安德罗波夫缺席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通常由契尔年科主持。据安德罗波夫的前助手沃尔斯基证实，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安德罗波夫在自己发言提纲中加上了下面这段话：“苏共中央委员同志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在现阶段无法积极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工作。我认为必须对你们说实话：“这一阶段会拖得很长。有鉴于此，我请求中央全会讨论这一问题，并委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来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沃尔斯基写道，他让两位最亲近安德罗波夫的人看了这封信，并擅自将安德罗波夫的信又复印了一份，即现在发表的这一份。沃尔斯基写道：“当我出席全会时，这些提纲，或者是我们当时委婉称呼的‘发言稿’，已经发给了与会者。我拿到稿子之后，突然惊恐地发现，里面缺了最后一段。”沃尔斯基认为，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根据契尔年科的决定被以同样方式“修改了”，契尔年科还得到了吉洪诺夫和乌斯季诺夫的支持。
在评价沃尔斯基的这一证词时，契尔年科的前助手佩切涅夫在《安德罗波夫的遗嘱：神话还是历史》一文中并未否认有这种事情或者安德罗波夫的建议的可能性。但我认为，佩切涅夫的说法是正确的：１９８４年３月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共中央中的政治力量对比，使得戈尔巴乔夫在当时不可能执政，即使是安德罗波夫的建议被苏共中央全会所接受。１９８４年１月，戈尔巴乔夫可能主持过８—４次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但在安德罗波夫谢世之后，仍然会选契尔年科作其继承人。新的一批年轻政治局委员顺利夺权还缺少现实的机会。对某些人来说，不论是好人、坏人，还是诚实人、虚伪人，１９８３年带来的只是失望。但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这一年仍然是希望之年，因为国内局势变得比在１９８２年底时更加稳定。美国普名的《时代》周刊在按传统评选“年度新闻人物”，即在过去一年里对世界命运最有影响的人物时，同时将里根和安德罗波夫列为“１９８３年度新闻人物”。（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