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开放”试图胜过苏联的“公开性”

【英国《泰晤士报》１０月２７日文章】题：在公开化的竞赛中试图击败俄国
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仪式——党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向外国记者开放，但却既未邀请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未邀请驻京的外交官参加。它的意思是很明白的：现代的传播工具被看作是能比“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或“外交渠道”更有效地传达信息的工具。
俄国人在戈尔巴乔夫两年半之前上任后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人认识得晚一点，但是通过召开迄今为止极其神圣的党代表大会，或者至少是通过它的一部分，他们正在他们自己开始的比赛中打败俄国人。“公开化”开始在北京实行，而在北京，它变成了“开放”。
就贸易和旅行方面的公开化而言，俄国人还有很多要向中国学习。但是就了解情况——这是公开化的精髓而言，两国情况的对比较为鲜明。在新闻方面，俄国人居于优势。他们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合乎时代，他们的评论不时引起争论，而中国的报纸仍处于刊登历史讽喻、干巴巴的经济统计数字（大概还是经过加工润色的）和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时代。
这两个国家对付记者的方法相似。就这次代表大会而言，中国人特意向记者提供他们认为记者会需要的工具——电传机和传真机、电话（不仅可以打市内电话，还可以打国际电话）、官方通讯社的新闻稿、唯一的英文报纸、会议室和喝不完的茶。
中国人使得记者们忙碌不得闲：除了代表大会的两次会议外，党的高级官员还举行记者招待会，另外，中国人还接见记者发表谈话。
就象俄国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中国人还得要认识到，任何超过一个小时的会议都太长了。但是他们生来彬彬有礼，乐于讨人喜欢，而这些，苏联新闻界的官员们要学会是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