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人民军报》攻击我文艺方针

【本刊讯】保《人民军报》八月十三日刊登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领导人狂热的行为也被带到了文艺创作领域。攻击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
它是在自命不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后来被修改为：“我们宣布反对一切毒草。”忠于共产主义的创作家都被划入“毒草”之列。
提出使各种艺术“中国化”口号是宣扬民族主义的直接结果。中国的理论家们忽视使各民族文化相接近的要求，而使它朝着与世隔绝的方向发展。对待历史题材首先就这样作了。认为历史题材有宣扬中华民族特别伟大的作用。充满了民族主义和好战精神是群众歌曲的特点。这些歌曲的标题就是中国领导人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特殊概念”的产物。在郭沫若的《和杜波依斯博士问答》和程光锐的《和马雅可夫斯基谈话》两首诗里谈到，北京今天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地球上能够找到避难所的天然的地方。
令人奇怪的是：真正的国际主义题材在中国的作品中已经绝迹了。
创造者有意识地避开现代题材，但强加于人的标准要求创造无个性的人物。
雷锋就是这种放弃个人利益和禁欲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大跃进”也强加在文艺上来了。这就导致在所有文学中都存在的赶时髦、简单化，导致公式化和投机的现象。
中国的理论家们正是从他们这种唯心主义的庸俗化概念出发，攻击苏联的文学和艺术的。
这就是中国活动家的“特殊方针”，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针。这种方针是同真正的革命性和艺术创作完全格格不入的，因此它必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