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莫斯科众生相

【法国《快报》周刊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６日一期文章】题：莫斯科见闻（原文提要：在莫斯科生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共产主义的结束、经济灾难和苏联帝国的崩溃使这座有“第三罗马”之称的大都市变成了一座精神分裂的破败城市，一座介于一种令人痛苦的过去与一种无法无天的未来之间的城市。本刊特派记者采访了莫斯科，以下是他们的所见所闻。）
莫斯科——苏联或俄国的首都。它既不是欧洲城市，也不是亚洲城市。它几乎是一座海市蜃楼，当人们以为抓到它时，它便消失了。鞑靼人、拿破仑、希特勒都有过这种痛苦的体验。
莫斯科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神话。９００万人生活在莫斯科，每天有３００万外地人到莫斯科寻觅在外地难以见到的产品，因为这座城市长期享受特殊待遇。供应莫斯科被视为是合情合理的，特别是在食品方面。现在，有些共和国不乐意再供养一个它们不再承认的帝国的首都。商店前排队的长龙越延越长。
在莫斯科市中心，有１／２的套房是好几家合住，因为仍然存在着尖锐的住房危机；失业者越来越多，他们不享有任何社会保护；行贿受贿相当普遍，以致必须以金钱贿赂专门的工匠才能得到一块盖墓的石板。不断的涨价是远远不能在工资中得到补偿的，特别是退休者，他们直接受到从未经历过的通货膨胀的打击。
对于莫斯科人来说，这犹如落入痛苦的地狱……“安分守己”之家“安分守己”之家
由于害怕出现饥荒，许多人都在储存物品。热尼亚和丽塔·诺伊施塔特在他们的套间的阳台上堆放了汽车轮胎、罐头、果酱、袋装土豆泥等等。他们象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那样，每周去５０公里以外的一块菜园耕作好几次，夜晚只好睡在他们的汽车上或帐篷里。以前，他们从没有种过地。现在，他们的生活节奏随着季节变化，夏季再也不能去度假，因为收获时节不等人。
诺伊施塔特一家自称是“安分守己”之家。两年前，他家买了一条凶猛的德国牧羊犬。热尼亚解释说：“因为犯罪率不断上升。”他还说：“我们从未想这么做，但是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也担心再次发生过去沙皇反犹太人的大屠杀。”德国牧羊犬将保护他家对付可能的来犯者。
法律是否还存在呢？困惑的法官困惑的法官
伏龙芝居民区的法庭位于市中心，距离白俄罗斯火车站很近。在法庭内，人民法官尼古拉耶娃坐在她的扶手椅上不停地呵着手，以求暖和暖和。大厅深处的墙上挂着一枚大徽章，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法庭的走廊里到处是瓦砾：这座建筑一年多来仍在维修。
女法官说：“在我学习法律期间，人们一直要求我记住，苏联的法律机关高干各共和国的法律机关。如今，人们要求我执行俄罗斯的法律。有时，我真感到无所适从。”她的一些同事对他们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有轨电车司机的收入高而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去给一些私营合作社当法律顾问。怀旧的艺术家怀旧的艺术家
在莫斯科远郊有一个舞台艺术家的“退休之家”，它位于莫斯科东面。那里住着１００来名退休的歌唱家、演员和音乐家。他们当中的共产党员过去喜欢说，他们有吃，有住，穿得干干净净，而不花一个戈比。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对他们的过去记忆犹新。
前演员、８２岁的令人尊敬的老太太叶连娜·索伯莱娃１９８４年来到这个“退休之家”。她几乎从不外出，她不了解正在进行的改革。她回忆说：“当列宁去世时，我悲痛欲绝。我真想替他死。今天，我还时常想念他：当时，他代表着一切美好的东西。”
叶连娜接着说：“后来，我在一个集体农庄工作，那时，我在集体农庄睡在地板上。条件是艰苦的，但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总是唱：‘愿它美好，我的祖国。’我们当时绝对信任斯大林。”她还说：“现在城里人的问题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的问题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我不经常听新闻。我的电视机坏了，我不能让人来修。新电视机看来也难以得到。人们甚至对我说，能吃饱饭就不易了。但是我无法相信。”忧虑的警察忧虑的警察
在高尔基街的拐角处，１７名突击队员埋伏在一辆停在那儿的公共汽车上。维塔利·基伊科少校再次强调：“目标：明斯克餐馆。不许任何人出来。”突击队员们又紧了紧他们的防弹背心，调整了一下他们的黑贝雷帽。这些身强力壮的突击队员是１９８８年建立的特种民警部队的成员，其任务是：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在这个寒冷的冬夜，特种民警部队在莫斯科所有可疑地点展开了一次打击行动。这次行动的计划是：“逮捕走私者、投机商、贩毒者、诈骗者、卖淫者……。”
拂晓时，２０多名嫌疑者被带入特种民警部队的积满污垢的办公室，其中有：明斯克餐馆的就餐者、宇宙咖啡馆的顾客、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及其乘客。一名娼妓……战利品是：一只铁拳头（套在手指上的凶器）、一把刀。基伊科少校说：“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应重新学会尊重警察。现在，人们当面嘲笑我们。社会上强盗歹徒横行。”的确，在莫斯科，目前犯罪案件激增。其形式各种各样：凶杀、绑架、强奸、诈骗、走私……
俄罗斯内务部的尼古拉·博伊科面带忧虑地说：“自今年年初以来，仅仅我们记录在案的就有敲诈案２５６起，凶杀案３５０起，入室盗窃案件比创记录的１９９０年又增加了５０％。为了美元，莫斯科人准备什么都干。何况苏联的法律现在已经失效。不再有人知道这是否合法，也不再有人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青年：“当一个敲诈者”青年：“当一个敲诈者”
思想混乱在青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莫斯科郊外维希诺，从前的一个酒吧间已被改建成一个体育馆。１７岁的弗拉基克一边举杠铃，一边说：“在这个国家中，谁最强壮谁获胜。因此我想成为最强壮者。”每天晚上，弗拉基克和他的伙伴们就来这里锻炼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施瓦尔泽内格式的肌肉。
弗拉基克说：“当体育冠军？我毫无兴趣，这没有什么油水；意识形态？这是过时的东西；重要的是钱。”他郑重地表明了他的生活目标：“当一个敲诈者。”他是要成为一个象那些身穿运动衫强行为街头的玩具商、餐馆老板和商贩提供“保护”的神气活现的年轻人那样的人。
弗拉基克之所以产生奇怪的抱负是因为：有些年轻的敲诈者（据估计，在莫斯科约有几千）发了大财，他们驾驶铃木４轮驱动越野车在莫斯科横冲直撞，到处炫耀。一些年轻的莫斯科人不考虑任何“正当的”挣钱手段，当然这指的是美元。
２５岁的萨沙说：“我的职业是泥瓦工，我每月挣３００卢布。而我的牛仔裤却值８００卢布！”他全身上下都是一副摇滚歌手的打扮：皮茄克，饰有金属片的长筒靴，每个手指都戴着嬉皮士式的戒指。他的“第二职业”是合伙走私牛仔裤、手表、电视机、毒品等。少年：“没有未来”少年：“没有未来”
莫斯科人的吸毒方法是先煮切碎的罂粟茎，然后将熬出的东西注入自己静脉。这是极其危险的。据专家们说，这种吸毒方法现在还不大普遍。因为真正毒品是美元。
１６岁的中学生安德烈说：“在我的学校里，所有的小伙子都吸毒。低年级的学生吸烟。高年级的学生能提供一切，包活士兵们廉价出售的‘卡拉什尼科夫’式轻机枪。”据一项官方调查说，只有男孩子吸毒，女孩子则梦想成为“挣美元的妓女”。最有抱负的女孩子的梦想是到一家国际公司工作，她们的优先目标是：嫁给一个西方人。
青少年看来受到混乱的环境的影响。许多小孩在收集“非俄罗斯”物品，即西方的东西。他们捡小空啤酒瓶，这种小啤酒瓶在跳蚤市场上可以换２５戈比。
大多数青少年喜欢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摇滚乐。晚上，由于酒吧间的东西太贵，他们便到黑市（比如，布尔什维克林荫道的黑市）买几瓶酒，成群结伙地聚集在街头、公园、建筑物旁或地下室里。人们对他们说，他们是国家的未来，而他们则哈哈大笑，以他们的方式回答说：“我们没有未来。”
原来的莫斯科消失了。人们难以理解这一迷恋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新生的资产阶级……
一位前来分发食品援助的欧洲共同体官员说：“在莫斯科，一切都可以出卖。无论什么，青年人都准备干。我为他们的未来担忧。”明天将会怎样？明天将会怎样？
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莫斯科人就失去了许多他们所信赖的东西，以致他们似乎感到担忧，似乎在反躬自问：谁知道明天将变成什么样呢？于是，女算命人、星相学家和其他占星者乘虚而入，大发横财。
出走。对于那些有出走能力的人来说，这种欲望是强烈的。最好的翻译、音乐家、科学家都力图离开这艘船。狄纳摩队最有天赋的足球运动员伊戈尔·科利瓦诺夫已被一家外国俱乐部买去。莫斯科已被瓦解。甚至警察都不再露面。按正式规定，酒后开车要罚款８００卢布，而实际付款则为２００卢布。现在，人们甚至不再知道怎样互相称呼。６年前，大家都叫“同志”。尔后又称“男公民”或“女公民”。而今，在地铁里常听到乘客以“男的”或“女的”相称。
（刘绍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