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逃奴的自述

【苏联《莫斯科新闻》周报１９９１年第４２期报道】题：猎捕奴隶（记者科洛尼茨卡娅、涅加诺娃）
根纳季·马克西莫夫年仅４０岁，可看上去足有７０岁。５年的奴隶生活已使他直不起腰来，瘦骨嶙峋。他的脖子被锁人用的颈圈弄歪了，指头残缺不全，因为每丢失一只养，就被剁去一个手指。他两次逃跑。第一次没跑成，抓回去后被打坏了肾，后又被泡到粪坑里，数周后才被放出。第二次逃跑虽然成功了，但途中染上了肺结核。
他躺在圣彼得堡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奄奄一息。他咯了一口血，再也说不下去了，所以下面他叙述的故事并不完整。
“我是被当兵时认识的一位好友骗去盖牛棚的。工地主任我们只见过一次。他把一个叫尤苏普的人介绍给我们，说此人就是我们的上帝和军事长官，此后他就再也没露面。听说预付给我们的数万卢布都让这个尤苏普和施工员私分了。我们这些人证件全被收走了，只是没完没了地干活，可尤苏普却说我们挣的钱连吃饭都不够。我老婆来看我，不巧突然间死了。我只好向尤苏普借３００卢布办丧事。牛棚建成后也没把证件退还给我。尤苏普说：‘你到车臣—印古什的阿恰卢卡村去吧，在那儿帮忙把我家房子盖好。到时候债不用还，还可把工钱算清。我们将以高加索的好客方式接待你。’
“的确，刚一到我就赶上了一个丰盛的酒宴，但没让我同男人们坐在一起进餐，这令我困惑不解。饭后我被带到山上，我还以为是去观赏高加索美丽的风光。可就在那绿茵茵的草地上，我遭到了头一次毒打。此后一连数天我都遭到皮靴踢、皮鞭抽、木棍和铁链的抽打，而且每次都是打到我失去知觉为止，刚一苏醒就又遭毒打。最后总算打得我同意去放羊。白天我同其他失去自由的人一起在尤苏普家人的监视下干活。监视者手持子弹上膛的双筒猎枪。晚上象我这样新来的，还要被套上连着铁链的颈圈，以防逃跑。其他人已被折磨怕了，所以奴隶主对他们很放心，不锁他们。我们吃的是干硬的面包、死动物的下水和刷锅水。恶劣的饮食和繁重的劳动夺去了一些人的生命，主人不安葬他们，而是把他们丢到峡谷里喂狼。”
马克西莫夫逃出来以后曾到民警局去投诉。他怕车臣—印古什的地方民警不保险，就去了奥塞梯，但是在那里也没投诉成。有人对他说：“这种事太多了，管不过来。”奥尔忠尼启则市对他的接待还不错，给他办了新证件，还发了２００卢布。
马克西莫夫仅在列宁格勒州就认识了好几个与他遭遇相同的人。这些人甚至还成立了一个旧奴隶兄弟会。除马克西莫夫外，这个团体的其他人都要求别在报刊上公开他们的姓名。他们怕奴隶主打听到住址后再把他们抓回去，而又没人能保护他们。这些人都曾沦为终身奴隶。为了让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奴隶主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烙印。瓦洛佳被烧红的马蹄铁烫伤了面颊，萨沙则被烧坏了头皮。这些人是被骗去开金矿的。因无法忍受非人的待遇，瓦洛佳他们几十个人在一次暴动中逃了出来。当他们把民警带到地下金矿场时，那里已空空荡荡。面对着探井和支护架，民警却说这是斯大林时期留下来的。
在马加丹，逃出来的奴隶中最爱说话的都神秘地死去了：不是被毒死，就是被拖拉机的履带辗死。瓦洛佳一直沉默寡言，所以还活着。
在苏联，使用奴隶干活已不是爆炸性新闻。报刊上已有过披露，甚至还有人拍了部名为《芦苇丛中的天堂》的电影来揭露奴隶劳动现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近来使用奴隶的现象不仅规模惊人，而且花样翻新。
使用奴隶的现象在苏联大约始于５０年代末。最先搜寻奴隶的是流放到哈萨克的车臣人的后代。他们在西伯利亚的火车站用花言巧语骗人到哈萨克去。那些人其实也不十分相信他们的话，只是想拿到预付款后再溜掉，发笔小财。结果却落入了离家数千公里、遍地是芦苇的名副其实的集中营。后来北高加索的牧羊场、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棉花种植场也出现了奴隶。到８０年代末，奴隶常常被用来种植罂粟。现在使用奴隶劳动的现象不仅普遍（有些社会学家认为，每年都有数千人被人从东西伯利亚骗走），而且出现了使用奴隶的新行业，譬如卖淫。
某些图片社以招聘摄影模特作诱饵，把一些姑娘从俄罗斯中部骗到阿什哈巴德、纳尔寄克等地，结果这些姑娘全都落入淫窟。姑娘们被恐吓和麻醉品弄得没有一点反抗精神。主人派她们去合作餐厅跳脱农舞竟然不担心她们会趁机呼救。
此外，女奴中的脱衣舞星常常很快被私人高价买走。更为奇特的是，竟然出现了供移植器官用的奴隶。
前苏联领土上使用奴隶的现象步步升级，这当然需要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上进行分析。然而最需要的还是护法机关采取行动。可实际上并未采取这种行动。联盟内务部结构的解体使拐骗和使用奴隶在苏联成了绝对安全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从西伯利亚查询失踪者，北高加索方面顶多不过发来一份敷衍了事的复函，根本不会进行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