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霜满路扑面来

旧地重游，分别了一年多的布拉格和昔日在此地学习时结交的朋友，看上去都没什么变化。大家见面也好象只是几日没见，仅相互询问一下彼此的现状和朋友的情况，或把“几日”前还没尽兴的话题重提。但好心的朋友叮嘱我们，晚上不要单独出去，以免吃“光头党”的亏。所谓“光头党”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成员是青年人，全部剃光头。他们信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主张排外，特别是对在欧洲打工的移民。他们崇尚暴力，打砸抢烧杀，什么都干。因此，“光头党”成为民族歧视的象征、新纳粹分子的代表。“光头党”是西方世界特有的东西，而现在在东欧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你的身边。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使我很快意识到，我离开这里虽然刚刚一年，情景与从前却大不相同了。布达佩斯的中国人
新年快到了，虽然出国才两个多月，但回国与亲人过一个团圆年的愿望，却从没有这么强烈过。听说匈牙利的国际列车票便宜，我们就先到了布达佩斯。这里以前也来过，但那时还没有这么多中国人，也没听到过那么多中国人的故事。据在这里工作的朋友讲，目前在匈的几万名中国人，形形色色，苦乐不均，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国内发了财，来到这里挥霍；有的是因在国内犯事来这里避灾；有的是想在这里发财。不过这些人钱挣得都相当艰难。摆摊的人多了，每天一早４点钟左右就得去占摊位，否则就没地方了。有的人干脆把货背到边境的小镇去卖。吃不了这份苦的，就靠做中国人的人头生意赚钱，即代办各种证件、各种票证、向国内发邀请信等。这类人往往仇家较多。因为他们心黑手辣，搞的证件多是伪造的，一旦被人识破，购证者蒙受损失，就会与之结下仇。我到布达佩斯前几天，有个中国人被人砍掉了半个脑袋，放在中国使馆门口，天亮时才被人发现，据说和人头生意有关。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布达佩斯赌场和红灯区的顾客多半是中国人，这是些手头有钱只想着挥霍的人。还有一些人被骗到匈牙利后食宿无着，想办法再奔第三国。一些中国妇女靠和人“傍家儿”（即为求食宿有着而与外国人或有钱的中国人同居）过活，据说有的妇女为求在匈居留，不惜与三四个男人共同“傍家儿”。
因为我们晚来了几天，从布达佩斯到北京的火车票的黑市价已由不到５０美元涨到１５０至１７０美元。我们以每张１５０美元的价格买了两张。等我们到苏联（指前苏联下同——编者注）驻匈使馆办过境签证时发现，这里的中国人也不少。他们中有的在兜售火车票，有的声称包办各种手续证件。我看到一个中国姑娘正在与一个中年男子交谈。听她说自己在匈的居留已经到期，但她不想回国。那人让她到他那里去，他自有办法。随后那个女孩和他一块走了。旁边的人说，许多“傍家儿”的，就是这么开始的。海关蒙羞
从布达佩斯出发，乘火车不到两天便到了莫斯科。几天后，我乘苏联国际列车踏上了归国的旅途。火车穿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驶近满洲里对面的苏联境内外贝加尔斯克站时，火车上的乘客被分成了受检和免检两组。我发现，分在受检组里的人只有亚洲人，苏联人和西方人竟没有一个分在受检之列。
到了海关，不知何故，以往走人的门紧紧关闭着，却在窗户上开一个不到一平方米的小洞，人要踏着地上垫着的木块爬过去，其他免检的乘客从另外一个门过去。不知怎的，我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我想，苏联海关警察看我们爬洞时有什么感想？兴奋？有趣？还是觉得抬高了自己的地位？
在进行行李检查时，我才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在莫斯科买什么东西。原来，现在检查行李竟然有点象在搜查毒品一样，只要看到是苏联产品，不管你是从哪儿买的（有些人是从匈牙利、捷克等地买的），也不管新旧，一律没收。一对在苏联工作多年的中国夫妇穿旧的鞋和衣服也被扔在没收物品堆里。看着苏联警察把没收的东西一车车地运走，我觉得他们是在抢劫。然而，更令人感到耻辱的事还在后头。
好不容易通过了行李检查，紧接着就要等着搜身，虽然只是抽查，但对搜查对象的野蛮可能是世所罕见。一位来自东北某大城市的某贸易代表团团长，被关进一间小屋，由三个高大的苏联警察对他搜身。我们在外面看不见搜身的情景，但却听到里面有撕打和喊叫的声音。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那位团长被蛮横地推了出来。其他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羞于讲述自己的遭遇，只是激动得嘴唇发抖，一遍遍地重复说“法西斯、法西斯”。据其他被搜过身的人讲，搜身时要把衣服脱光，只剩一条短裤，警察也要把手伸进裤裆里掐一掐。终于到家了
火车终于驶入了中国海关，一直对警察怀着敬畏之心的我，看着笑容可掬的中国海关职员认真、有礼貌地履行着职责，心里由衷地产生了一种亲切感，鼻子有点儿酸，真想跟他们倾诉一下我们这些中国人在那边一路上的遭遇和见闻。（向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