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天才之质有攀登之志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执教的日本科学家利根川进荣获１９８７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
消息传来，日本上下举国同庆，与此同时，学术界（包括利根川进本人在内）对日本现行的科研体制阻碍科学家发挥独创性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不是天才
从利根川进学生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回忆与评价看，利根川进在学校里虽然学习成绩优秀，但并非“神童”和天才。他的高中班主任次田香澄先生说，利根川进是一个非常平常、非常一般的学生，虽然能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未使人觉得他是个天才，他生性稳重，３年间没有让老师为难过、担心过，度过了极其普通的学生生活。
利根川进的一位高中女同学对他的评价是，他决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虽然努力学习，但是无法让女孩子喜欢他。
她说，在男女生交际已非常随便的情况下，利根川进也不对女生表示关心。他上课时好提问题，不过也无突出表现。
１９５８年利根川进从东京的名门日比谷高中毕业后，当年未能考上大学，当了一年“浪人”，第二年才如愿以偿，考取了京都大学理学院化学专业。勤奋好学
利根川进虽无超人的智慧，但却有着能使一个人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素质：勤奋好学、刻苦认真，专心致志，并且自幼就有雄心壮志，一旦确立了奋斗目标，就不知疲倦地孜孜以求。
利根川进是在大学里选择了他一生的奋斗目标的。１９６２年，大学３年级时，他对生命的起源产生了兴趣。他曾对同学们说过，他想以生物学为对象，干一番能获得诺贝尔奖金那样的大事业。
１９６０年前后，日本学潮高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几乎把所有的大学生都卷进去。利根川进也不例外，他曾参加过东京国会议事堂前的示威游行。但是不久，他便成为逍遥派，闭门读起书来。他能把最新的学术杂志独占好几周，用心钻研有关分子生物学的最新学术报告。
利根川进的父亲利根川勉，退休前是一家纺织公司的工厂厂长。他说，利根川进自幼好问，小学５年级的时候曾说过“将来要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但是，在教育子女方面，他采取“自由放任主义”，不动辄就加以训斥，什么事情都由儿子作主，不乱加干涉，他说他是位“多少有点不负责任的家长”。一段插曲
关于利根川进专攻分子生物学还有一段插曲：１９６３年大学毕业后，利根川进考上了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他觉得，在化学这门已经完成的学问里搞一辈子，是难以忍受的，于是改学分子生物学。他想拜日本分子生物学界的泰斗——当时在京都大学病毒研究所任职的渡边格为师。然而遭到了拒绝。
渡边格对他说：“你若真正想搞分子生物学，就不要到我这里来，而要到美国去。在日本是搞不出名堂来的。”但是，利根川进还不甘心，再三恳求渡边格收留他，这时渡边格对他说：“我和你的性格合不来。”就这样，利根川进怀着一种象是被心爱的女人甩掉似的心情，离开渡边格，到美国留学去了。转战美国瑞士
１９６３年，利根川进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留学，取得博士学位。
１９６８年，利根川进到了索克研究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达尔贝克博士领导下从事癌病毒的研究。
１９７１年，利根川进去瑞士，在世界闻名的巴塞尔免疫学研究所任主任研究员。
１９７６年，即他３７岁那年，取得了他摘取皇冠的研究成果：《抗体基因多样化产生的遗传原理》（简称为“抗体基因再生的发现”）。
１９８１年，他再次转赴美国，到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系和癌研究所任教和从事研究活动。
从１９６３年至今，利根川进除短期回日本外，一直在海外进行他的研究活动，被称为日本的“智力资源外流”的典型。
利根川进认为，他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运气好”，取得这一成果“并没有感到有多么辛苦”。当时，他也没有认识到他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多大的意义，只是想到，有了这一成果就可以在这个研究所继续干一阵子。今后奋斗目标
关于今后的研究课题，利根川进打算向分子生物学的最后一个堡垒——大脑的机制挑战。
他认为，可能有一种和免疫系统相似的原理也在大脑等复杂的生物系统中起作用。
他的依据是，和大脑一样，免疫系统也有记忆现象：感染某种病原菌后，身体便记住了这一信息，待到下一次再受感染时，身体便能迅速地对付这种病原菌。
此外，他还想揭示嗅觉和味觉的机制。
１９８７年５月，利根川进在东京向青年科学工作者发表讲演时说：“要取得世界水平的业绩，就需要发挥独创性，要象热爱自己的恋人和孩子一样热爱自己选中的研究课题。”对日本现行科研体制的批评
利根川进是第５位荣获自然科学领域里最高奖赏的日本人。他的获奖在日本国内引起的反响，除了对他的庆贺和增强日本人的自豪感之外，就是科学界知名人士对现行科研体制妨碍发挥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提出的批评。
利根川进自己也说，他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在欧美进行的自由的研究活动。他之所以不愿回日本，长期在海外，就是因为他认为“在日本不可能进行自由的研究。”原因之一是日本过于重视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拨款太少；二是在日本，科学活动与文化、社会习惯密切相关，尚未建立起一种制度，足以使３０来岁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自立起来，进行科研活动。他说，他对日本是否有鼓励创造性的制度持否定态度。
江崎玲于奈（１９７３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不满意日本的科研环境而离开索尼公司到了美国１ＢＭ公司。就利根川进在海外而不是在日本国内获奖的问题，江崎玲于奈发表意见说，在日本，先生、学生、同事等人际关系复杂。科研人员难以发挥创造性，难以独立地埋头搞研究。
他说，搞研究又需具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强烈自我奋斗精神，在日本的公司等组织当中，却只能确立相对的自我，无法实现绝对的自我。因此，如何在日本建立一种可以进行创造性科研活动的环境是今后的一大课题。
东京大学教授多田富雄也说，在日本有种种束缚，缺乏自由思考和从事不受限制的研究活动的条件。
报界也纷纷发表社论，指出日本社会重视技术甚于科学，重视组织甚于个人，不适于科学家从事独创性科研活动，并要求改变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