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加乔夫回忆录（八）

在国内和国际舞台的政治活动中无视阶级利益，反映在以下各个方面：在工人阶级中党的工作削弱了，工农在苏维埃地位降低了，对西方生活方式赞口不绝，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轻视国际团结和国际主义等。
然而，西方在评价我国的政策时，却把阶级性放在首位。许多政治家在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时，提出一连串的要求，包括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早在１９９０年初《纽约时报》就刊登一篇文章，提出是否应当帮助戈尔巴乔夫的问题。该报指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当改变一下问题的角度：应在什么问题上“帮助他”？如果说，改革的成功是指建立一种有经济效率而政治上又民主的共产主义制度，那么，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应是否定的。该报认为，应当把援助的重点放在破坏现行制度和建立强大的私人经济体系上。
我们党对世界共产党人欠下了债，我们党至今没有和它们一起分析世界发生的变化，没有从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通过它的发展历史揭示社会主义暂时处于低潮的原因。说什么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看来似乎是好事，说什么只是到现在才为建立全欧大厦创造了条件。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真诚而坦率的关系。这全是无稽之谈。
多年来，在苏联的全部历史中苏共２８大第一次没有邀请外国的政党参加，没有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评价，在苏共新党章中删去了有关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的条款。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时都未删去这一纲领性条款，可是现在不提了，政治局讨论党章草案时有人提出保留这个十分重要的条款的建议，但每次都被武断地否决了。
我认为，应当邀请共产党、工人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进步的政党出席苏共２８大，并在政治局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在给政治局的便条上写道：“我坚决主张邀请外国政党的代表出席党的２８大。我认为，外国客人出席会议可以给党代表大会的工作造成良好的影响，促进国际进步力量的团结事业。”
不久戈尔巴乔夫去访问美国（１９９０年５月底至６月初）。临行前，就外国政党出席苏共２８大交换了意见。这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曾下达通知说，叶戈尔·库兹米奇主张邀请外国客人参加党代会，他本人支持这一主张。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过了几天，苏共中央书记聚集在一起开工作会议，我提到这个决定。我问梅德韦杰夫：“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请外国客人出席代表大会的邀请信在哪儿？”雅科夫列夫插话说：“应该考虑到邀请外国代表团花销很大。”斯柳尼科夫反驳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这是怎么说的，要知道，这个问题不是商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补充说：“借口开销大，不过是政治把戏。”
秘密已昭然若揭。显然，某些领导人不需要这种会晤，因为这妨碍他们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政策。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坚持到底。（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