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加乔夫回忆录（六）

对东欧事态撤手不管
过去，在世界上发生涉及我国和盟国利益的危急事件时，政治局通常都要成立由各主管部门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提出建议和协调行动。在处理波兰、阿富汗、南也门、安哥拉等国发生的事件时，就是这样做的。但东欧事件却没有采取类似措施，尽管它涉及到了苏联的根本利益及其安全问题。
有一点很清楚：东欧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那些事件，这不仅仅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且还是外部影响的结果。长期以来，在这些国家里，西方特工机关利用前国家领导人犯的重大错误积极开展活动，以此促变。
１９８９年秋，在民主德国爆发的危机中，西德的政客和商人们蜂拥而至，肆无忌惮地插手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在竞选集会和各种会议上要求归还他们祖辈的财产，这难道不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吗？
而当时，我们却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当然这并不是指利用坦克进行干涉。但是不应忘记，我国在这些国家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一谈起这些，有些人总是强调不以任何方式干涉东欧国家的事务，尽管我们与它们签过同盟友好条约。谢瓦尔德纳泽还强调说，我们应保持中立的立场，成为所有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楷模，包括给美国树立榜样。岂不知在此之前正是美国厚颜无耻地侵略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之后又摧毁了伊拉克。
我们对东欧事件之所以持这样的立场，还有道义上的原因：怕别人指责我们干涉别国内政，正是由于这种畏惧心理，我们党不敢大胆地维护这些国家共产党员的利益，只是在东欧事件８个月之后，党的２８大才通过了抗议迫害共产党员的决议。除昂纳克之外，我们没有向任何一位朋友及其家属提供在苏联的居住权，既没有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也没有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我们背弃了国际主义原则，从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象政治局主管国际事务的人更垂青于西方，而不是倾向社会主义国家。
苏共改革时期的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尽管对我国命运至关重要，但在中央全会上从没有讨论过。的确，在中央１９８５年四月中央全会后的最初几年，严格遵守重要问题要经政治局集体讨论的制度。但是，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０年重要的对外政策和关于国内问题的重要建议已不经政治局和中央讨论了，如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讲话就是这样。这个讲话提出了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我是在机场上从谢瓦尔德纳泽那里听说讲话内容的。当时我们送戈尔巴乔夫去美国，他走向飞机的舷梯时才告诉我说：“在联合国的讲话稿已经搞出来了。”我回答说：“这个讲话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在政治局中没有交换过意见”。
还有一些重大的对外政策问题，只是随便表决了事。针对这种情况，１９９０年４月为了一份有关德国统一问题的文件草案，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个便函：“我认为，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重要问题应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此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并未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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