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斯克谈战后世界局势和中美关系等问题

认为我革命胜利是战后世界上最重要不过的事情。说美“关心”我在目前局势中实行的主义和作法，我在东南亚局势中是非常重要的现实。攻击我在亚洲实施“好战的主义”，诬蔑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做坏事”，表示要继续霸占台湾。
【美新处伦敦九日电】（预发）下面是英国广播公司五月十日在电视节目《面对面》中播送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接见记者的谈话全文（本刊作了删节）。
问：你认为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世界上有哪些事件是最紧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
答：在过去二十年间，我认为我们看到了一些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不能指出其中哪一个事件是最紧要的分水岭，但这些事件合在一起很可能形成了今后好几十年的世界历史。
我想我们也许已忘了斯大林先生在战后作出的关于重新进行冷战和重新促进世界革命的决定的重要意义。
共产主义接管中国大陆是一件最重要不过的事情。它意味着自由世界同威压世界之间的这个问题已不再仅仅是俄国舞台上的问题，它现在已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对峙，涉及许多许多国家。
还有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现在正在进行过程中的，西方内部一些长期分歧的长久的和解。这些事情的重要意义都是不仅以几十年来计算而是要以几世纪来计算的。
此外，我们在战后这段时期里看到了某种爆炸性的现象，就是国家的林立。我们现在要同一百一十四个政府打交道。这意味着出现许多以前不会有的发生争执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业务大量增加，我们国务院在工作的日子里每天要接到大约一千三百封电报，发出大约一千封电报；这在同过去很不一样的世界上注入了动荡因素。发生了所谓期望日益增加的革命。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人类种种重大的不幸并不是命定的，这些不幸之产生是由于人们没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此，他们正在要求对这种现象采取行动。
通讯的爆炸性的发展，现在所有地方的人都能听到和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态，而且很迅速地对这些事情作出反应。事态发展的步伐加速了，在有些情况下简直令人来不及处理。
我还认为，特别在五十年代，世界舞台上出现了某种真正是新的东西，那就是出现了发生全面核交锋的实际可能。全面核交锋第一次在各国政府面前成了一个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被提了出来。我们必须考虑和努力解决我们的问题，否则，北半球的生存就危险了。
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历史将不是由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的什么空话或是突如其来的灵感或是冲动行动来决定，而是将由许多政府来解决，由许多政府非常辛勤地、耐心地、一周又一周地为减少危机和缓和紧张局势而努力，如果有可能防止的话就设法加以防止，如果发生了的话就设法寻找解决办法。我认为，现在正在出现的共同利益是一个使人可以对世界抱有巨大信心的基础。
问：在美国政府看来，自从比方说杜勒斯在世的时候以来，世界局势事实上有了多大的改变？
答：我认为就政策来说，人们不应当寻求这个时期的戏剧性的变化。对外政策取决于一个具体的国家的性质、特点和立场以及它周围的世界的状况。美国人民的基本特点、愿望和目标并没有迅速的改变，世界舞台的状况也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我认为也许人们可以说，在五十年代的头一个时期，我们在建立联盟，目前我要说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一切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安全。
我还认为我们一直必须对期望日益增加的革命给予更大得多的注意，而且我们十分愿意这样做。要求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得到发展的压力是很剧烈的，我们需要着手处理这项巨大的任务。
问：你也许已对自己说，这里是一个在世界上广大地区建立的共产党制度，即使要冒也许帮助它获得力量和信任的危险，也必须同它相处和打交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已在多大程度上离开了杜勒斯的立场？
答：我认为我们国家的人没有改变我们对于自由制度和共产党制度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别的想法。但是我也认为，我们相信在这些制度中可能发生的改变主要必须来自内部。这本身将在它们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方面带来改变。我想这是杜勒斯先生本人有时候表示过的希望。我认为我们看到共产党世界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我们开始发现事情正在指向这种变动，而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愿望。
问：你不是对共产主义采取较为容忍的态度吗？
答：我认为在这种意义上完全不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国家致力于自由的基本态度的确是很坚决、很坚决的，这在我们的概念中是基本的。
问：你是否预料共产党国家将较少强调你所说的斯大林的输出革命的决心？
答：这要等以后才能看出来。的确，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极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北平和莫斯科正在辩论的问题——也是如何进行世界革命的问题。但是策略问题本身也是重要的。而且我认为除了这个问题以外，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社会将为他们自己的人民作什么事情？随着匈式燉肉（前译“土豆烧牛肉”——本刊编者注）和第二条裤子以及这一类问题在苏联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在目前的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种起温和作用的势力。
问：我认为不久以后你们在联合国就要在接纳中国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中国是第二大国，这种事情也许要发生。鉴于你刚才说过的话，你究竟希望通过迟迟不承认那里的政权和迟迟不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而得到什么？
答：这个，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关心北平在目前局势中实行的主义和作法。他们不仅在宣传好战的主义，而且正在亚洲当地加以实施。在东南亚出现了压力。中国的武器正在运往南越。他们的确进攻了印度。他们没有放弃在福摩萨海峡使用武力。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像非洲和拉丁美洲那样的大陆作的坏事。重要之点是我们认为，如果向北平表示这种好战的政策是有利可图的、可以得到好处的，是未来的方针，那将是很不明智的。你们知道，我们已经通过我们各自驻华沙的大使进行了多年的接触。在那里，事情一再变得很清楚，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使关系和态度得到任何改善的道路在于把福摩萨的一千一百多万人民拱手交给北平。我们认为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问：但是你能继续无视世界上最大的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府的存在吗，特别是如果问题在于这个大国所笼罩的地区？
答：这个，我们根本没有无视它。它是在那里的局势中的非常重要的现实。但是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让他们在对东南亚的安全方面给人以另一个不算数的诺言来代替我们所已经从他们得到的那种不算数的诺言。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已得到迹象表明他们想要得到承认。
答：在这些会谈中并没有向我们提出这一点。关系问题总是以要求我们放弃福摩萨的一千一百万人作为开始。首先，他们不是我们可以放弃的属于我们的人。其次，我们认为这是谁都不能接受的一种结果。后来会谈于是进入放留声机片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