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加乔夫回忆录（四）

在那次全会上要求雅科夫列夫对立陶宛局势急剧尖锐化负责任的不只是卡尔达马维丘斯，而且还有其他人。因此，雅科夫列夫不得不作一番辩解。
他说：“辩解总是不妥。但我仍然想澄清一下，因为在这次全会上由于立陶宛事件多次提到我的名字。对这个问题我是怎样想的呢？在立陶宛我说了些什么呢？……立陶宛局势不可挽回了吗？我不这样认为。这种情况会出现危险吗？毫无疑问，指出存在着种种危险总的来说是对的。但是，除了危险之外，还有另外一面。应当承认，在立陶宛出现了我们十分熟悉的党组织涣散无力的局面。领导人缺乏远见……”
我一听到雅科夫列夫说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人缺乏远见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不由得想起１９８８年９月雅科夫列夫安慰我们的话。缺乏远见的恰恰是他，首先是他，而不是立陶宛的同志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就敲了警钟。而现在，在全会上他连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没有，反而指责别人。
我从主席台上站起来，走到坐在一张单独桌子旁的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博尔金身边，问道：“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您记得吗，１９８８年９月我主持政治局会议，雅科夫列夫汇报了他的立陶宛之行的情况。他的汇报是不是还保存着？”
博尔金肯定地点点头：“当然保存着。”
“谢谢。”说完我便回到自己座位上。当雅科夫列夫讲完话，我一字一句地对戈尔巴乔夫说（以便让全场都听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可以向全会介绍一下雅科夫列夫就立陶宛问题所做的报告。”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你干嘛要管这件事？”
但我又说了一遍：“米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请您向中央委员介绍一下雅科夫列夫１９８８年８月从立陶宛回来后向中央所作的通报……”
但是问题却没有了下文。当把全会记录交给我修改时，我决定勾掉我提到雅科夫列夫报告的那段话。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次全会上我和谢瓦尔德纳泽在“第比利斯事件”上产生了争论。不应把全会变成一场争吵……中央委员们清楚地听到了我的话，这就足够了。
但使我十分吃惊的是，在苏共２８大上，当有人直截了当地问雅科夫列夫１９８８年８月他是如何估价立陶宛的局势的时候，他竟在讲台上说，他没有向政治局写过任何报告，因此根本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这是不诚实的回答。
多次提到雅科夫列夫的那次立陶宛之行的不仅是立陶宛共产党人。在各种会议上、代表大会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会见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时都提到过这个问题。在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的一次这样的会见中戏剧家阿卜杜林说：“就拿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来说吧。甚至在去年２月，立陶宛之行半年之后他还保证说：‘我看不出波罗的海沿岸人民阵线运动有什么可怕的。我到过一些企业，那里情绪很好，没有任何问题，我认为，那里的一切都会正常起来。我们应当有耐心，不要惊惶失措。’好一个乐观主义！”
一切都已正常，可就是立陶宛宣布自己退出苏联。这种乐观主义与装疯卖傻差不多。（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