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思想库（六·完）

日本也象德国一样，喜欢共识，不给独立的研究所兜售非正统的观点留有余地。主要的思想库都是大公司或金融商行的一部分，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大和研究所和三菱研究所。这些机构提出大量的充满数据资料的报告，课题都是它们的赞助人感兴趣的。报告往往是描述有余，分析不足，因为分析容易与上司的观点不一致。
日本决策程序把通常的政府与“政策智囊”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在美国和英国，甚至在德国，都是思想库设法去影响政府。在日本，政府则乐于把学术机构看作是一条影响舆论的有效途径。在日本政府看来，如果能够说服研究机构为政治家希望作出的决策改变舆论而工作，那就再好不过了。
苏联则与日本不同，学术机构没有那种超脱于政治的虚伪。如果说共识孕育了学术机构的彬彬有礼，那么，动乱则使学术机构变得有些咄咄逼人。莫斯科许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都卷入了政治，或充当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的顾问，或凭借自己的头衔成为政治家。
大思想库多是由国家资助的苏联科学院的分支机构，如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但是，自从实行“公开性”以来，它们生活的世界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比较一下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不同作用，就更能说明这一点。
６０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看到经济制度运转不灵，就简单而轻率地想改变它，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接到了这项任务，并提出一种新的主张取代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的主张。但是，这项改革后来被放弃了，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也随之沉默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当戈尔巴乔夫感到需要改革的时候，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沙塔林起草了“５００天计划”建议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革。然而，当戈尔巴乔夫决定不接受这项计划之后这位经济学家却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把自己的命运与叶利钦连在了一起。
旋转门在苏联已开始转动起来。谢瓦尔德纳泽辞去外交部长职务后立即建立起苏联第一个私人资助的思想库——对外政策协会。谢瓦尔德纳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新思维”注定会使该协会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组织。
奇怪的是，正当苏联发现了思想库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优点时，美国却显得有些沉寂了。在今天的华盛顿，政治家们似乎还没有恢复他们昔日的权威，许多思想库都在裁减研究人员。但是，９０年代的美国显然更需要独立思考。大量的国内政策问题，如预算、福利、教育、种族关系等问题都亟待解决，气势恢宏的“世界新秩序”也还处在研究阶段，现代的马基雅弗利们会面临很多很多要思考的问题。
（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