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中国人的自白

【台湾《时报周刊】８月１６日至９月２６日连载文章】题：李香兰回忆录《我这半辈子》原编者按：李香兰的《夜来香》不仅疯迷了５０年前的上海，也影响了所有中年一代的中国人，有人说她是川岛芳子，也有人说她本来是中国人，而现在，她是日本的国会议员。生于中国
我是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２日在中国东北沈阳（旧称奉天）近郊的北烟台出生的。我出生不久，全家便搬到抚顺。我在抚顺一直长到１２岁才离开。
父亲山口文雄１８８９年生于佐贺县。１９０６年因心羡大陆而来到中国。
母亲是九州福冈人，外祖父石桥近次郎一家先迁汉城，后又搬到中国，依靠在抚顺经营精米厂的叔父生活。
父亲与比他小５岁的母亲石桥爱是在抚顺相识的，其后他们结婚。
１９３３年，我全家迁入沈阳，住在小西边门外商埠地三经路声宣里１１１号。
父亲年轻时在北平结识李际春，两人肝胆相照，誓为结义兄弟。李际春与父亲，为了使家族间来往更加稳固，收我为干女儿，取名“李香兰”。
第二年，我以“李香兰”这个名字成为歌星，后来又以“满映”（满洲制片厂）女星身份推出处女作。
１９３２年日本人制造了一个“满洲国”，这个满洲国的国策之一——演唱“满洲新歌曲”，唱这些歌的歌星李香兰登场，而其正身是日本人山口淑子的我（山口淑子现名大鹰淑子——本报注）。
１９３３年，我遵从父亲的教育方针到北平上学，寄居在潘毓桂家，以其养女身份进入翊教女校，取名“潘淑华”。
潘毓桂是华北政界的一方之霸，后被任命为天津特别区市长。潘家有佣人和私兵总共达百人。
到北平上学，转眼便３年，完全变成中国人“潘淑华”的我，几乎没有和日本人接触。初上银幕
我在女校毕业前，北方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的陆军少佐山家亨来找我，说要拍音乐片，女主角在片中有许多必须唱歌的场景，并热心地说服我参加，我点头同意。９天后，我和大批工作人员一起搭上往北平的列车，拍处女作《蜜月快车》。第二部是《富贵春梦》，第三部是《冤魂复仇》。
我在“满洲映画协会”的１９３８年（昭和１３年）和１９４０年（昭和１５年）期间，由于主演和合演电影的机会增多，所以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各半地生活。
经常和我演对手戏的美男子是浦克。女星除了“活泼美人”夏佩杰之外，还有号称哈尔滨女王的王丹，和我共演处女作《蜜月快车》的是张敏（现名陵元）。
《东游记》是和东宝合作的作品，接下来是《铁雪慧心》，在《白兰之歌》中我演热河豪族的女儿“李雪兰”。
《支那之夜》是以上海为背景，我扮演战争孤儿——中国姑娘桂兰。对我而言，这是使我犯了罪的电影。
由于电影及唱片大卖座，我便开始录制军歌及中国歌谣，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何日君再来》及《苏州夜曲》，其后接着是《夜来香》。
《何日君再来》是当时中国红歌星周璇的成名作，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接着我也灌了《何日君再来》。尽管十分卖座，没多久，日文中文版均遭禁卖处分，理由是外国的靡靡之音败坏风纪。
１９４１年以后，我几乎都是主演日本电影。１９４２年，“大陆映画联盟会议”决定起用我，加上中华电影、中华联合制片公司（中国各电影公司的统合组织）三大公司合作拍片，并决定拍《万世流芳》。这是描述为扑灭鸦片而和英人战斗的林则徐的一部古装片。
以“中国，奋起吧！”为主题的《万世流芳》在１９４３年６月上映，大为卖座，入场观众人数打破中国电影纪录。我扮演卖糖姑娘所唱的《卖糖歌》在全中国大为流行。假冒被揭穿
在北平，中国各报社要求我举行一场记者招待会，我无法拒绝。当记者会快要结束时，一位年轻记者问：
“到目前为止，你演《白兰之歌》及《支那之夜》等一连串日本电影的真意何在？我想知道，那些电影一般被认为不是不了解中国便是侮辱中国。你是中国人吧！既然是中国人，为什么演这样的电影呢？是不是没有一点民族自尊心呢？”我陷入一片混乱中，想说自己是日本人，但是，李氏告诉我，现在告白比沉默更不好——一时之间，我完全失去思考能力。会场笼罩着像是被冰封住的气氛。
然后，我从内心深处自然发出声音，开始说：““２０岁之前，是懵然无知的时候，所以那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事，现在十分后悔，我在各位面前道歉，请原谅，我不会再犯第二次！”
１９４４年秋天，在东京拍完《野战军乐队》后，回到东京，要求面见理事长甘粕。我一直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痛下决心张口：“我假冒中国人的事，已没办法再持续下去了，十分痛苦，我希望能解约！”
甘粕说：“我很了解。这么长的时间，辛苦你了。”（本报注：《我这半辈子》全文４万余字，详见新华社的《台港澳和海外中文报刊资料·文化娱乐类》第２０期至２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