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经济学家罗宾森在中国访问考察后认为：人民公社成就非常显著，组织日臻完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十一日以《英国人看中国公社》为题，摘要译载了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森的一篇文章，现转载如下：
（香港《大公报》按：本文作者乔安·维·罗宾森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者，剑桥大学教授，去年她到中国访问，着重考察了各地人民公社，回国后写成本文，发表于一月三十日的英国《听众》杂志。）很坏的例子确实没有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来已经十二年了。中国农业从个人所有制到现在的人民公社公有制，其间经过许多变迁。一九五七年我到中国访问时，在上海近郊曾会晤过个体生产的农民，不过他们已经占很小的数字了。大多数农民都喜欢加入高级农业合作社。
其后，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在农业上出现了由若干高级社合并而成的更大的单位——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刚组成，接着就发生了干旱、洪水和台风等自然灾害，经过这三年的连续打击，事情发展到很恶劣的地步。
人民公社究竟产生了些什么作用，是我最近在中国逗留两个月期间最感到兴趣的问题。我经历了五个省，访问了十二个人民公社。此外我在访问中国的历史古迹之余，还要求带我到附近的人民公社看看。
中国当局任我选择到那个公社去。北京的中国首长也对我说过，人民公社中有好的也有坏的。我所选看的公社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它们的成就也参差不一，但是我倒确实没有看到很坏的例子。没破坏传统家庭生活
人民公社予我第一个印象是，使我扫清了近年在西方国家和苏联散布的关于公社的歪曲宣传。它们说人民公社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生活，事实恰恰相反，人民公社制度正是保护家庭。我在中国农民的家中，经常看到老年妇人在屋里忙这样忙那样，或做炊事或照顾孩子，年青的夫妇则在田间劳动赚取工分。
我还参观了农民们居住的新屋，这些新村都是公社就地取材，按照传统式样建成的。
农民还引我看他们以前居住的、现在充作猪圈的旧屋。
人民公社在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崩毁了么？在中国任何一个人都否认这种说法。事实正好相反，如果不是依赖公社的集体力量，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价格不可能保持稳定。若是在以前，饥馑和大量饿死人的惨象必然出现。
虽然自然灾害是极其严重的，现在中国已经恢复并且略有超过一九五七年的生活水平，将来的前景只有更好，这确实是公社的集体力量强大。对中国当局来说，处理六万个公社的事总比对付分散的五十万个农村容易一些。农忙时才设公共食堂
关于公共食堂，在我参观的公社中，只在农忙期间为方便农民才设立公共食堂，平时并不设立。现在的制度是，农民家庭依靠本身劳动收入而生活，平常都是一家人在家里吃饭。
作为经济学者，我对于公社的农业组织形态特别感兴趣。现在公社的组织分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所谓三级制。一九五六年普及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劳动组织为单位嫌过大，以土地组织为单位又嫌过小。
在农业的劳动管理方面，较小单位毋宁是必要的。因为农业生产不像商店工厂那样凭一个人的一双眼睛就可以管理。农民分散在许多块地方，工作不固定也不相同，必须及早作出决定。例如天将要下雨，究竟是继续割草或停止，都须马上作出决定，因此采取较小的管理单位，分散责任是必要的。第二，较小的农业单位用经济刺激他们劳动的效果比大单位显著得多。从这点看来，一个拥有千人或更多人的高级合作社，其劳动组织是大了一些。而现在以生产队为单位，每队约有三十至四十户人家。每家保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农具、家畜由他们持有。每一生产队按照这一年的生产计划，根据自己的劳力和生产手段实行。生产队的生产物再按各人劳动所得的工分合理分配。在纯收入分配前，向公社提出一部分公益金和公积金
——这些都是为农民本身的福利才支出的，除此之外，只缴纳很少数的农业税，绝大部分的生产所得归自己所有。予社员生活切实保障
人民公社经营着相当规模的企业。公社拥有拖拉机、汽车、拖拉机修理场、铸造农具的铁工厂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工场。生产大队也拥有中等规模的工场，例如为使建筑材料自给而建立的砖瓦厂和畜牧饲育场、配种站等等。
公社制度的另一重要环节是市场活动。主要的作物固然由政府收购，棉花、大豆和其他经济作物也以一定的价格卖给政府。每一城市需要供应的蔬菜、鲜果等都和公社达成协议，由公社保证每天供应。
到夏天大丰收时，虽然市场消费价格普遍下跌，但国家对农民规定有保证价格，农民不会因为市场价跌而吃亏。国家从农民收购的产品以更贱的市价出售，这种亏损通常由春季蔬菜收购的利润来补偿。
人民公社还有一项非常显著的成就，就是对社员福利生活的切实保障。公社每年从收入当中提供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公益金专门帮助贫困、老弱鳏寡者。每个公社拥有相当规模的医院，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设有诊疗所，配置有中西医。公社普遍设有学校，农民子弟都能受到初级教育，有不少青年农民还能读大学。不少农民谈到这点，和他们过去的生活相比，都感动得流泪。（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本刊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