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理性决定（下）

假如有一个政治人物被叫做精英，那他或她必定是运气很倒霉，因为一定有人正在暴露他或她是为上层社会的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政客，已不配当人民大众的代议士了。因此，精英一词在西方是很少在报章上出现的，只有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著作或论文才会用到这个词。可是，中国的吾尔开希之类“民运领袖”，还没有上台为人民大众做过好事，便公开宣称自己是“人上人”的精英。真是怪哉！怪哉！一个四分五裂、软弱无能的中国才是西方的愿望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必会看透西方民主对中国的虚假性。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不知有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寻求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从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过辛亥革命，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前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倡，都是在寻求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对西方的民主不知经过多少次的辩论、反省及反复摸索和实验，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制度所得到的是假的民主共和，而这种假的民主共和所释放出来的是无规划的原始积累的赤裸的掠夺，造成军阀割据和中国四分五裂、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因此，爱国的有识之士便不得不另寻新的救国方案。结果，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中国选择了与西方列强不同的路。中共的创立者和大多数元老都是从事救国或革命多年之后才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的。这个转变，非出于感情用事或自私自利的动机，而是在认识国内外的客观局势后所做出的结论，符合了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的精神。直至“五四”前后，西方的那一套（多元政治努力、议会选举制等）在中国的不可行性已经是无可争论地暴露得一清二楚。在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约会议上，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一心要把中国这块肥肉瓜分的意图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人人可见。当时的爱国的知识分子自然不会奢望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会放手让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建设，因为一个软弱无能而又四分五裂的中国才是符合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利益的。而中国国内，在贫富悬殊和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积累，必然会以大鱼吃小鱼的掠夺形式出现，结果资本主义在中国只能一方面使极少数有能力和办法进行资本积累掠夺的军阀、官僚、买办商人和大地主发达起来，并把他们的财富与幸福建立在大多数的穷苦大众的继续贫困和无知之上。另一方面，这种发展也必会引来国际资本主义的长驱直入，使中国沦为附庸国外，还会被瓜分得四分五裂。
“民运精英”在海外鼓吹西藏农奴制和“西藏独立”，还配称中国人吗？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就是在以上这种了解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的主导思想，他们在寻求救国之道的长期的摸索中，成为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之后，最后才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这也是说，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盲目的，而是理性的决定。他们是自动去“拿来”的，并不是由外力盲目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因此，这也说明了为何中共对西方企图以“民主”、“人权”来向中共施加渗透、影响，表现得那么警惕和抗拒。搞“民运”的精英居然和分裂中国的洋势力里呼外应。逃到海外摇旗呐喊之外，还和达赖喇嘛相勾结，为平反西藏的农奴制及鼓励西藏脱离中国铺路。身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而做尽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做的事，这是什么样的精英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