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台湾青年（下）

张秀哲１３岁自台湾公学校毕业后，即于１９１７年４月到东京求学。在读完５年中学、３年高等学校后，又于１９２５年４月前往香港拔萃学院专习英文半年。１９２５年８月中，张秀哲由香港前往广州，旋考入私立岭南大学文科，在校中先后认识廖承志、梦醒兄妹。并由廖氏兄妹介绍进而认识甘乃光，加入中国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张秀哲利用课余时间译成日人浅利顺次郎所著的《国际劳动问题》一书。译稿部分曾先在岭大《经济之研究》月刊上登载。
１９２７年２月，张秀哲转学中山大学法科二年级，与张深切、郭德金、洪绍谭同班。张秀哲拟将译成之《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印成单行本，并数度拜访鲁迅，请他为该书写序。鲁迅的序很快地在４月１１日写成，序中说：“张君月澄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国际劳动问题》的书籍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英三国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中国和台湾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示我个人的感激。”鲁迅在序言中充满了勉励之言，甚且说到“感激”这个字眼。无疑的，当时在广州的台湾青年学生，他们虽自身处在困苦中，“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鲁迅所亲眼目睹的，在广州台湾青年学生所努力从事的工作，让他乐意替一位才相识不久的青年写序，并在不知不觉中说出感激的话来。鲁迅日记中的第二位青年张死光，其实是张深切的化名，难怪大陆学人一直查不出他的底细。
张深切（１９０４一１９６５），字南翔，笔名者也、红草，南投埔里人，原籍福建龙溪。１９２３年，自日本青山学院中学部辍学返台。不久，由台湾启程前往上海，１９２５年年底到广州。一年之后，张深切成为广州的台湾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程碑》中，对于“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及鲁迅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他说，他与鲁迅“早有认识，自进入中大以后，更有来往。他虽然带有浓厚的绍兴口音，但我们讲话还能讲得通，用中国话讲不通的时候，还可以拿日本话帮助，所以我很喜欢去访问他。……他平素不修边幅，发不梳，脸不刮，虽非蓬头垢面，却近似这样的‘丰采’。声音涩滞，中等身材，喜欢穿蓝布大褂，衔一支小象牙纸烟嘴儿，不管有没有烟，衔着不放。”
张深切在同书中又说到，鲁迅在中山大学时，还没有偏向那一派，只希望能够打倒帝国主义，解救中国就好了。所以不管什么运动，他都要看。离开广州之后，张深切在３０年代初，还曾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鲁迅一二次。后来的这一二次见面，鲁迅既未曾在日记中提及，张深切在书中也只一笔带过，想来大概连交谈也没有过吧。鲁迅日记中的第三位青年郭德金，后来改名郭德钦。
郭德钦（１９０４—），字太婴，南投埔里人，原籍广东潮州。１９１６年３月自草屯公学校毕业后，前往大陆。郭德钦现在美国，高龄８８岁。鲁迅与呐鸥
最后，我要提到３０年代成就最大的台湾小说家刘呐鸥。虽然，鲁迅的日记中从未提及刘，但我仍然确信刘呐鸥系台湾青年当中，与鲁迅关系最深的一位。
刘呐鸥（１９００—１９４０．９．３），原名灿波，笔名有呐鸥、洛生、莫美、呐呐鸥、葛莫美等，系台南新营人。刘呐鸥家庭富有，自幼即在日本读书，曾肄业东京青山学院，专攻文学。１９２５年秋，他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一年，与诗人戴望舒为同班同学。１９２７年４月，上海清党时他回到台湾，一年后携带巨资再度到上海，先后开办了第一线书店及水沫书店。
由于刘呐鸥深受日本左翼文坛的影响，水沫书店在他的经营主持之下，几乎成为当时出版左翼新兴作品的大本营。１９３０年春，冯雪峰约同鲁迅合编一套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取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原订译出１６种，实际出版仅８种。其中６种经由水沫书店印行，鲁迅翻译的２种，分别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及１９３０年６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可见当时鲁迅与刘呐鸥关系之深。刘呐鸥一直在上海从事文学及电影工作。１９４０年９月，被误杀，享年仅４１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