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台湾青年（上）

【台湾《联合报》８月３１日至９月２日连载文章】题：鲁迅与台湾青年（作者秦贤次）
鲁迅先生成名后对于年轻人特别照顾，以他丰富的阅历经验，认为青年本性纯洁，是国家社会的希望所在，因此一向乐于扶持帮忙，在文坛上曾有“青年导师”的尊称。在日据时期，鲁迅在北京、广州、上海都曾与一些生长台湾但心怀祖国的台湾学生有过来往，并给予帮助。在新版《鲁迅全集》中，我们曾看到鲁迅曾在日记中几次提及台湾学生的名字，但语焉不详。即使是众多学人历经多年心血始编竣完成的全集注释，对于他们的出身背景及与鲁迅来往的关系也弄不很清楚。笔者因此不揣谫陋，仅就所发现相关资料探讨他们的来往关系。初识台湾青年
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１日，鲁迅时在北京，曾于日记里记道：上上午，寄张我军信；夜，张我军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这四本《台湾民报》是第１１３至１１６期，出版于同年七八月间，上有张我军所译的《弱小民族的悲哀》一长文及译后记。此四期《台湾民报》一直由鲁迅珍藏，目前仍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中。
张我军（１９０２—１９５５），字一郎，台北板桥人，原籍福建南靖。曾任《台湾民报》编辑，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在台北自费出版台湾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乱都指的是当时军阀混战的北京。１９２６年６月，张我军偕新婚夫人二度前来北京，张我军自日文译竣山川均原著的《弱小民族的悲哀》后，心中的悲痛久久仍无法消弥，乃慕名写信要求拜会鲁迅。
８个月后，鲁迅在为也是台湾杰出青年张秀哲所译的《国际劳动问题》一书所写的“小引”上曾回忆那次见面：当张我军向他悲愤地诉说“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谁也不大提起时，他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那次会面，可能是鲁迅第一次认识到台湾青年，因此他们的对话，在８个月之后鲁迅仍然清晰记得。
１９２７年二三月间，系鲁迅一生中与台湾青年接触最频繁的一段期间。鲁迅当时的日记曾有如下６则记载：
２月２４日：“晚张秀哲、张死光、郭德金来。”
２月２６日：“午后……张秀哲等来。”
３月３日：“上午……寄张秀哲信。”
３月７日：“上午张秀哲赠乌龙茶一盒。”
３月１９日，“夜张秀哲来，付以与饶伯康之介绍书。”
３．月２８日：“夜张秀哲、张死光来。”
这６则日记中，张秀哲、张死光、郭德金均台籍学生，当时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法科政治系二年级新生。
据笔者仔细考证，张秀哲等８人多次拜访鲁迅，其目的有三：一、请鲁迅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之刊物《台湾先锋》写稿；二、张秀哲个人请鲁迅为其译作《国际劳动问题》写序；三、接洽“台湾学生联合会”保送４人，请予便利转入法科二年级肄业事。
１９２６年７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广州不但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具有强烈祖国意识的台湾学生心向往之的圣地，他们大部分进入黄埔军官学校、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以及省立一中就读。是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广州的台湾学生张秀哲、张深切、郭德金、洪绍潭、林剑腾（文腾）、吴文身、简锦铭、卢炳钦等２０多人在中山大学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３个月之后，联合会又改组成为以政治活动为鹄之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目的在领导台湾的抗日运动，并协助中国北伐革命。改组后的革命团以林剑腾、张秀哲、张深切、郭德金４人为主干，并积极为筹刊《台湾先锋》而四处约稿。
《台湾先锋》创刊于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出过一期后，即未曾再出。照顾台湾学生
在“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改组前夕，也是广东大学奉令结束并完满改组成为中山大学的时候。改组后的中山大学于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正式开学。鲁迅系于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８日由厦门大学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２月１０日起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４月２９日正式辞去一切职务。自２月１０日起，迄４月１４日止，鲁迅在中大曾主持“教务会议”７次，讨论学校的考勤制度、课程设置、复试转系、编级考试、优待侨生等问题。其中，第四次会议曾议决给予台湾学生免除学费及入学编级等考试从宽办理等规定。
３月１１日，第五次会议中曾对“台湾学生联合会”请求保送４人，并准予方便转入法本科二年级肄业案由，议决由教务处函送法科，酌量办理。这４个人就是张秀哲、张深切、郭德金、洪绍潭。
我想，由鲁迅主持的中大教务会议会做出对于台湾学生的种种优待及放宽规定，不无与当时鲁迅跟张秀哲等台湾学生频频来往有密切关系。但是，最大的原因，我想还在于鲁迅一生当中对于弱者一直深藏浓厚的关爱与同情心所致。
跟鲁迅交往的这４位台籍学生中，张秀哲是其中最年轻却也是最重要的一位。
张秀哲（１９０５—ｘ），原名月澄，笔名明心，台北市人。父亲张聪明为日据时期台湾北部矿业巨子，事业遍布台湾、香港、广州、厦门、上海各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