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民党为何在大选中失利

三年一度的瑞典议会选举，于９月１５日举行。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及左翼联盟，在有３４９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１５６席，比上次大选减少２１席；由温和联合党、中央党、人民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非社会主义集团”获得１６９席；今年２月才成立的激进的新民主党获２４席，从而取得进入议会的资格。选举结果揭晓后，卡尔松首相宣布，承认大选失败，并向议会提出辞职。１７日，议会议长彼得松要求温和联合党主席卡尔·比尔特组建新政府。
提到瑞典，人们自然会想到所谓“瑞典模式”。然而，关于这个模式至今没有确切的定义。一般说来，它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通过谈判来协调的劳资关系，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再分配，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中立的对外政策。
１９３２年，以蓝领工人为社会基础的社民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社民党痛感自由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失业给工人带来的痛苦，决心在瑞典创建独特的经济模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社民党把瑞典从一个欧洲贫困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１９８７年瑞典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１８９５５美元，超过了美国（１８１９８美元）和欧共体１２国（人均１３１８０美元），而且失业率长期保持在２％以下。瑞典从此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
“瑞典模式”给瑞典带来了繁荣，但也给其长远发展埋下了祸根。通过谈判协调劳资关系只是暂时缓和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调解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由于瑞典经济动荡，劳资双方在工资问题上的谈判多次破裂，导致劳资对抗加剧，罢工浪潮此起彼伏。通过谈判来协调劳资关系的制度实际上名存实亡了。
瑞典政府实行的所谓“共同一致”的工资政策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一味追求同工同酬和小工资差别，而不考虑企业的利润和个人技能，忽略了竞争和助长了低效率。至于“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则需要巨额资金。瑞典每年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约占国民生产总值３０％，这笔费用一半以上来自税收。这自然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
因此，瑞典是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个工人要把其收入６０％交税。收入越高，纳税越多。事实上，社民党上台伊始就试图走一条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所谓“中间道路”。由于瑞典经济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加上瑞典一直奉行的中立外交政策，这条道路似乎一直是成功的。
但是，自１９８５年欧共体开始实施统一大市场计划以来，世界经济和贸易出现了集团化趋势。瑞典奉行的自由贸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瑞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开始下降。１９８９年，瑞典的经济出现滑坡。１９９０年，瑞典的国际收入逆差达到３３４亿克朗，致使工业出现２．８％的负增长，国民经济只增长０．３％。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社民党政府想在不增加失业、继续抑制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靠贬值货币和提高税收来使经济再次出现“奇迹”已不可能。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东欧和苏联相继发生的巨大变化使社民党受到右翼反对党的巨大压力。反对党声称，“计划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失败，主张瑞典应放弃“中间道路”，告别“瑞典模式”，改变福利制度的结构，拉大贫富差距，降低税收，增强企业活力。虽然社民党在许多问题上节节退让，同意申请加入欧共体，着手税收改革，但仍未能避免失败。（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