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丽舍宫的日子里……（九）

１０分钟后，勒纳尔中校拿来了手抄信件，我高声读了一遍。每个人都发表了评论，吉米·卡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与我意见一致。吉米·卡特力求提供更明确的解释，以便让我们感到他通过他的情报部门掌握的军事形势的情报要比我们多。他和施密特都认为，这不是一次解除契约的撤军，而是苏联人为了减少干涉行径带来的不利的外交影响而进行的一种尝试。赫尔穆特·施密特强调，苏联高级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一场有关这一干涉的适宜性的内部争论。他告诉我们，一周后，他本人将去莫斯科。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他此行的收获显然将令吉米·卡特失望。
我们决定晚饭时再谈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看法已趋于一致，即勃列日涅夫的这一信息并不能改变我们的态度：严厉谴责苏联干涉和要求苏联军队全部撤离阿富汗。
外交部长们拟定了一份文件，阐明了我们的观点。翌日上午，我们通过了这份文件。但这件事后来却又被人拿去在政治上做了文章——几天后，社会党第一书记弗朗索瓦·密特朗轻蔑地称我是为勃列日涅夫传递信息的“小报务员”。
还有一种精心炮制的说法更为令人生气，有人说我是西方反对苏联干涉阿富汗的锁链中的薄弱环节，勃列日涅夫选中我是为了让我说服我的同行们相信苏联可能撤军。
但首脑会议的与会者们根本没有理会这种说法，我们重申，我们谴责苏联的干涉，我们要求苏联全部撤军。但上述这些事实竟没有受到注意，有人继续散布我向苏联领导人献殷勤的谣言，并以此拉开了竞选的序幕，这一招真够绝的！
在我看来，最伤人的做法还并不是进行这种不正当的竞选活动，而是诽谤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削弱他的地位，甚至选择字眼侮辱他。我当时在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我认为，我在会上代表着我们的国家。给我戴上一顶外国报务员的帽子，这是否会有损于我们的国家的威望和尊严？
在下午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威尼斯。在圣马克广场的河岸上，好奇和友好的人群在等待我们。当他们认出我们当中某个人时，便以各种欧洲语言发出欢呼声。（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