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美中关系的历史性突破（完）

志在去北京
我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起自福特总统邀我到椭圆形办公室商讨我在他新政府担任的角色。当我抵达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感谢我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时对党的服务，然后提到有两个外交职务需人接任——驻英大使及驻法大使。
但是我志不在此。戴维·布鲁斯正准备离开在中国的美国联络办事处主任职位。我告诉总统，若有机会，那是我所要的工作。
福特填满烟斗，抬头说：“中国？”他显然感到意外。
我重复说：中国——如果有机会的话。内人芭芭拉与我曾讨论过此事。我们认为，如果总统要我选择海外职务，我们打算去远东。像伦敦或巴黎这种重要而令人羡慕的职位，对于润饰履历表自有好处，但是到北京是一项挑战，一项迈向未知之旅。一个新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今后数年将特别重要，这不仅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如此，对全球政策亦然。
美国那时与人民共和国未维持正式外交关系，所以我的任命不必经参院同意，但是必须有基辛格的合作。因为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事务，没有不经过他审核及批示的。
若干我必须了解的最重要文件
——例如尼克松与毛导致１９７２年上海公报的会谈纪要——由基辛格的手下严密保管，严密到我只能在国家安全会议高级人员、我们首席中国专家之一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内研读这些文件。
基辛格的学术专长是欧洲，而不是亚洲事务’但他从全球战略及安全的角度看美国一中国关系。传出来的话是，中国政策只由他及亲信处理，这些亲信是所罗门、当时的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哈比卜及国务院外交计划室主任洛德。
基辛格在我启程往中国前向我保证，美国和中国间发生的每件事他和助理都会告诉我。他常与中国驻华府联络办事处主任黄华见面。
根据尼泊尔大使的理论，到北京的新使节有若干优势。他说：“我在此已经１０年，而我认为我事实上对于中国人的了解比我抵达时少得多。”
外国使节们不久即懂得，中国人的外交辞令是一种艺术。提出会见中国官员的要求，你可能被以下三种方式拒绝——都是蛮客气的。
其一，你或被告知，这样的全面“不方便”。
其二，你的求见“原则”被接受。
其三，你接到回话说，会见“可以，但或须等一阵子。”
和其他驻北京的大使一样，我不久即发现中国除了长城之外，还有其它高墙令人碰壁。拿起电话要求见中国官员讨论若干国际问题是不可能的事。这种障碍对于初来中国急于了解这个国家与人民者特别令人泄气。如果外交有意义的话，它应建立接触的关系，但是国国的看法显然不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