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丽舍宫的日子里……（二）

从１９７９年起，在针对我的批评和宣传运动的影响下，另一种变化开始出现了。这一变化更为突然，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摆脱了它所带来的影响。
有些报刊和电视上的直接和重复的人身攻击，终于在我身上引起了一种排斥或不相容的现象，以致我实际上无法阅读报纸或看电视节目，因为我认为它们可能涉及到我。为了排除一种恶意的解释，我必须明确说明，这种排斥的心理并非是由于害怕一篇文章包含着我难以容忍的批评或攻击，而是由于它可能只是提及我的名字或我的态度。
甚至这本书的最善意的男女读者都不会相信我在此所写的事情：在数年中（直至１９８８年７月），我从未浏览过一份日报或一本周刊的政治版面，我从未阅读过一篇有关我的文章，我从未看过一次晚间电视新闻——这是由于生怕我的名字会被提到。
在火车或民航飞机上，我邻座的乘客大概已注意到，我只看国际报纸。这并非是假装高雅，而是因为我对它们将不会提及我的存在而感到欣慰。巴黎、奥弗涅或欧通的邮局将可以证实，我没有订任何政治性日报，也没有订任何政治性周刊。使我本人获得解放的是，将“同一功能用于另一用途”，这一用途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触及旧伤疤的危险。譬如，我开始阅读外国报刊，我知道外国报刊不关心我；我重新对外部世界的事件感兴趣。我看日间电视节目里的连续剧，每次在电视新闻开始之前，我关了电视机，我从未看过一次政治性节目，即使它也象“小动物节目”那样灰谐有趣。一种新的兴趣逐渐地培养起来了，它不同于并脱离了原有的兴趣。它最终在欧洲议会选举之际形成了。我可以谈论“另一个”问题，我可以对“另一项”事业感兴趣。这种方法产生了一种治愈创伤的效果。现在我康复了，但是我一直记得路易丝夫人在圣德尼隐修院的走廊墙壁上用灰颜料题的字：“痛苦消失了，已遭受的痛苦却不会消失。”
我热爱非洲。我第一次表达这种感情，是在扎伊尔。１９７５年８月７日至９日，我对扎伊尔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以在金沙萨“５．２０”体育场的短暂逗留为标志，体育场内挤满了人，他们象观看一场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那样欣喜若狂。我还参观了市政府，在那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推托，但仍未能避免别人给我戴上一顶豹皮橄榄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