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美中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三）

邓小平和基辛格的讨论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卿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这次是有要务在身，为福特总统这年稍后正式访问中国铺路。和往常一样，国务卿的行程紧张忙碌——与邓小平副总理两天内３次长时间会商，订定总统与毛主席见面后发表的公报细节。
并非有人能事先计划这两个世界最强有力的领袖会面时说话的内容，而是当国家元首坐下来商谈，惯例是在来访的领袖抵达前，至少他们的结论纲要（即使不是全文的话）已经齐备，这不仅规定了会谈的范围，也可尽量避免对主要问题发生误解。
中国方面，外长乔冠华参加基辛格同邓小平会商，美国方面有国务卿的助理，加上国务助卿菲利普·哈比卜和我。前此我见过邓几次，他气势如虹，很可能在毛周之后继承最高职位。邓烟不离口。
邓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卑亢分际把握得恰到好处，但他与基辛格的折冲却倾向于强硬而咄咄逼人。他的抱怨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指责美国在面对苏联威胁世界和平时表现得懦弱，除了遣词用字有异，我仿佛在听１９６４年参议员戈德华特的演讲。
邓和毛等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关切美国与俄国人“低荡”的政策方向。他指控美国对苏政策，有如英法两国３０年代在慕尼黑会议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基辛格极力保持神色自若，回答说：“一个在国防上花１１００亿美元的国家不能被指为奉行慕尼黑精神。”
双方唇枪舌剑，正好说明何以总统的高峰会议必须事前经过初步讨论。最后，有关中美两国歧异的气氛已见缓和，基辛格说：“我不认为总统此行宜给人贵我两国不和的印象。”邓同意，回答说：“仍有时间进行较具体讨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