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困难重重，日子难过

【本刊讯】《纽约时报》１２月３０日刊载了苏兹贝格从巴黎发回的一篇评论，题为《动荡的一年结束了》，详细摘要如下：
遇到种种痛苦的１９６３年是一个未把事情做完的年头。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上的想法。
即将告终的１２个月突出地说明了这种不平静的变动不定的局面，也突出地说明折磨着我们的种种问题缺乏明确的解决办法，甚至缺乏获得明确的解决办法的希望。俄国没有解决他们的基本困难：如何为一个超级强国的公民解决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如何使自由和控制保持平衡，如何节制自由。
俄国没有解决它同中国的争端，甚至没有解决同南斯拉夫的争端。它未能有效地整顿它的共同市场——经济互助委员会，也未能拟订一个能够在不发达国家得到政治好处的海外援助计划。使它感到烦恼的是，它发现它自己的密不通风的思想里隐藏着顽固的种族情绪。
同样，美国也未能对任何事情取得任何可以被历史认为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在过去一年中，我们未能打赢南越战争——甚至可说是输了，未能结束也门的混乱局面，未能澄清敌人或者同朋友们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得到解决
尽管签订了初步的部分禁试条约，但是，我们依旧同俄国不和，同中国在进行着冷到零度以下的冷战，同印度尼西亚之间也存在着令人失望的麻烦。我们在古巴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在广大的拉丁美洲地区，也并未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的争取进步联盟处于胶着状态。在这即将过去一年，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甚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条约组织的骨胳没有得到钙质的养分。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仍旧是一盘又甜又苦的杂烩。我们在裁军、国际贸易、黄金外流问题上没有取得真正的解决，在民权问题上也没有取得最后的解决。
戴高乐将军这个具有敏锐的历史观念的人，在这种未做完的事情中看到肯尼迪被刺这个最大的悲剧。肯尼迪刚刚来得及认识和搞清楚他和他的国家所面对的艰巨问题，却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些问题。从公民权利到中国问题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能解决。而肯
尼迪却没有得到必要的时间。飘忽不定
１９６３年所特有的这种动荡、时起时伏的潮流席卷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觉得只好顺应潮流，而不是控制潮流。过去一年里，共产主义仍然继续受到离心力的瓦解力量的影响。
同样的，民主世界在１９６３年也是飘忽不定的，没有肯定的路线。中东继续溃烂，塞浦路斯像巫婆的大锅似的烧得滚开，仍然不习惯于对自己友好的欧洲内部拔河游戏仍然搞得很紧张，穷人在富有的南美城市里搭上比从前更牢固的窝棚，而在偏远的山区里却在蕴酿着混乱。
如果说有甚么东西能够证明我们注定要遇到动荡局面，不能取得我们所希望取得的干净利落的解决办法的话，那就是在南朝鲜、土耳其和南越的还没有完成的革命。
三年以前同军事派系斗争合在一起的学生运动在汉城和安卡拉这两个遥远的亚洲角落里爆发起来。
但是他们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只不过是把不得人心的独裁政权赶下台。他们没有能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新的、有力的政权。现在在亚洲的第三个角落西贡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一个政权被打垮了，却没有看到建立起什么具体的东西来取代它。
由于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革命很容易引起厌倦，或者引起混乱。
１９６３年的格局是模糊的、不明确的。这一年不是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或遭到引人注目的失败的年头。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
——本刊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