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切托夫：《一切并不那么简单》

【本刊讯】苏联作家科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的作者）在《十月》杂志１１月号的书评栏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切并不那么简单》，介绍卡里宁的中篇小说《战争的回声》。全文如下：
我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研究方面还有不少不明确和含糊不清的地方。其中大多数，我想，究其原因，不外是：在深入研究这类对于世界艺术界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时，研究家们不大敢依据现代苏联文学，比较喜欢进行不得罪人、不负任何责任的“泛”论——议论所谓“最大的益处”；即使依据的话，也是依据极有限的几部“被核准的”、“靠得住的”作品。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由于害怕得罪人的错误心理，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作家都列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之列，所根据的只是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里生活和工作；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进步作家，于是乎一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照就这样完成了。有些人把由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这类作品所开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所谓“全人类性派”、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天知道还有什么，一直到庸俗的消遣小说等都统统归在一起。因此，当遇到有人问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时，总是感到特别困窘。——有的文学家回答：“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或者是被人问到“米哈依尔·普里什文的短篇小说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时只是默默地耸耸肩膀。
我认为，不久前发表在《星火》杂志上的阿纳托利·卡里宁的新的中篇小说《战争的回声》，给一切真正关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人和对我们文学的命运决不是漠不关心的人，提供了进行严肃思考的巨大可能性。
我们知道一个自以为是的可悲事例：一个诗人读了一部自己心爱的具有“老作家”风格的青年作者的中篇小说，就如此地相信它的独特性，以至一再地谈论和写文章，说什么现在苏联文学应该只信赖这部中篇小说；他说，我们现在遇到了新的列夫·托尔斯泰。（《参考消息》编者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时，作者索尔仁尼琴曾被捧为可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比。）
我不准备这样来评论中篇小说《战争的回声》，因为，首先我不想成为人们的笑柄；第二，不想得罪阿纳托利·卡里宁这位我非常喜爱的聪明而卓越的作家。但是，我再说一遍，写得如此出色的中篇小说《战争的回声》，为人们进行严肃思考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可能性。我认为，这部作品可以列入由高尔基的《母亲》所开始的文学作品行列之中。
中篇小说的情节，正如生活本身一样，既简单而又复杂。
一切爆炸都开始于小小的火星。一个星期日的清晨，住在顿河维尔布内村一个年轻的妇女跑来找小说的故事叙述人，要给民警局打电话。她挨了丈夫打。“这件事使人感到惊奇。大家都知道，十年前，奥丽迦·塔本希科娃合适地嫁给了退伍军人中士德米特里·克拉夫佐夫。婚后，他们的生活好得出奇，小家庭异常和睦，不说谎，不吵嘴，不打架。村里，还一下子找不出另一个这样的模范家庭。”
昨天还好象是那么幸福的青年妇女，她胸部被殴打的伤痕、她的哭声、她要求马上给民警局打电话——一个很紧的、可怕的生活团开始解开了……
三十年代初期，塔本希科夫这一族的创业人瓦尔瓦拉和她丈夫、顿河有钱的富农安德利昂一起被流放到北方的森林地区。这个富农，不多不少，共有十二头公牛和八匹马，一架马拉脱谷机，还有几个宽阔的葡萄园。
那是米哈依尔·肖洛霍夫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以强有力的笔触所描绘的集体化的年代，是农村进行巨大社会改造的年代，是消灭手执武器反抗苏维埃政权的富农阶级的年代。这家富农来到了原始森林中的一个村庄。这个具有私有者心理的富农，在这原始森林里，虽然是个被没收了土地财产的人，但仍然是富农，是狡猾的、善于精打细算的农民，——他认为他可以骗过所有的人，因为他比世上一切人都聪明能干。安德利昂·塔木希科夫自己以富农狂暴的贪婪在森林里砍伐木材，从天刚亮一直干到深夜，因为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这使他能攒起钱来。而瓦尔瓦拉用自己的钱做生意。她还是个年轻美丽的哥萨克女人，同“国家政治机关人员”同居过。“他们家里总是有面粉和糖”。“安德利昂看到了也不吱声，他知道这一切不会给别人家孩子，是给他们的孩子。”
安德利昂是个吝啬鬼，还常去做临时工，有一天，在原始森林里被一棵大树压死了。由于那位“有三道杠的国家政治机关人员”帮忙，瓦尔瓦拉不久就回到了顿河的家乡，一回来，她就用丈夫留给她的钱从村苏维埃手中把自己的房赎回来。她没有加入集体农庄，拼命地搞个体经济，她说，今后不会以同样的理由再没收她的土地和财产了。
是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瓦尔瓦拉似乎是逃脱过去了；何况，她是寡妇，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而俄罗斯人民是容易息怒的，人们不仅没有记仇，相反地，都尽量帮助她。日子过得好起来了。精心培植的葡萄园获得了大丰收，每年秋天，瓦尔瓦拉家的地下室里摆满了一排排装满葡萄酒的大木桶。
好喝酒的人一年四季不断地从小门进到瓦尔瓦拉的院子里。大儿子巴维尔掌管着酒桶。这个心爱的头生儿子，他的身材和举止跟父亲一模一样。他学会了往酒里倒水，为了增加酒的强度，往酒里撒烟末，人喝了就会完全糊涂。
塔本希科夫一家发财了。周围都是集体农庄庄员，到处在进行集体的、公共的劳动，但是他们依然是富农，因为瓦尔瓦拉用自己的、富农的精神教育儿子，不准他们走出家门，让他们在家里干活。
葡萄酒多得象河一样。用葡萄酒买通了当地所有的税务员、场长、主席和观察员。全区里都有瓦尔瓦拉的熟人。作为寡妇、三个孩子的母亲和慷慨好客的女主人，大家都同情她。“她最先从区消费合作社的仓库里弄到煤，村里的制粉厂把面粉用汽车直接送到她家里，春汛刚退，立刻就在对岸给她拨了菜园子地，这地不是在别人用斧头砍割杂草的地方，而是在能生长拳头大的土豆的淤泥地上。瓦尔瓦拉把自己的旧屋子钉上了新木板，院子和葡萄园围上了铁丝网，隔着铁丝网就象隔着玻璃一样，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就是什么都拿不着”。
阿纳托利·卡里宁通过富农瓦尔瓦拉·塔本希科娃这个实例说明了，什么叫做富农。富农为人狡猾、精灵、有办法，看到社会、法令和他接触的每个人的任何缺点，他都会马上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富农比任何人都善于奉承首长，阿谀首长，心里却鄙视和嘲笑他，只是希望首长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不妨碍他进行富农活动。若是他感觉到能够赚钱，他甚至还会给首长唱歌，在他面前跳起舞来。但在得到了首长的支持，同时有了势力，使受他控制下的人绝对服从自己之后，富农就开始嘲笑和挖苦这种人。
富农虽然受到自己的庇护者，信任他和没有识破他的人们备加爱护，可是，将来有一天，他还是会把所有这些人统统出卖掉的。
塔本希科夫一家正是在我们祖国最苦难的年代里露出了他们那恶狠的牙卤。
瓦尔瓦拉跟别人一起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巴维尔和若尔卡送上前线。载运被动员入队的顿河青年的军用列车在途中遭到了敌人飞机轰炸。在这之后，村里有些青年便音息全无了——有的当场被炸死，躺在“一堆堆烧焦的铁块和黑色灰烬中”，有的后来战死在漫长的战争道路上。瓦尔瓦拉的两个儿子也毫无信息。（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瓦尔瓦拉开始等待。妇女们对她能够忍受这种苦难感到惊讶。要知道，马上收到前线的黑色信封，昏倒在地上，死去活来地大哭一场，要比毫无信息好得多。从来谁都没有看见过她脸上有一滴眼泪，她简直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士兵的三角形信中（在邮递员的包里——科注）用火漆打上封印的硬信封越来越多，村子上空越来越经常地响起一阵阵寒心的喊声，夹杂着孤儿的叫声。”
而瓦尔瓦拉却依然安静地等待着。她周围的这种杳无音讯越来越可怕。“妇女们更可怜瓦尔瓦拉了，因为杳无音讯是最可怕的事。”
这就是真正的富农的行为。瓦尔瓦拉早已知道，她的两个儿子没有被炸着，她的巴维尔和若尔卡开了小差，他们隐藏在下昆德留琴斯雅村她表姐家里。瓦尔瓦拉已经去过好几回，送去了不止一口袋食物。而她装出一付苦命人的样子，悲痛万分，但她却从这悲痛中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得到好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德国人开进村子的时候，同他们一起来了两个愉快的警察——巴维尔和若尔卡·塔本希科夫两兄弟。
我不想重述整个中篇小说的内容——读者自己或者已经读过，或者将要读这部小说。但是，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德国人在村里没有站住脚，村里的“新秩序”是由德国人的忠实走狗——俄罗斯富农瓦尔瓦拉，塔本希科娃的两个儿子、警察巴维尔和若尔卡维持的。有一天，瓦尔瓦拉在家里煎薄饼，巴维尔的儿子、她的孙子舒尔卡在她身边转，喝醉酒的若尔卡躺在上房里的床上打鼾。瓦尔瓦拉对若尔卡现在的生活是这样想的：“喝白酒喝醉了，躺着睡觉。这回他能够一直睡到早晨了。此外，他搞女人也是能手。是的，谁在这方面都不吃亏，现在全村里都是士兵的妻子和寡妇……他不是强迫：相反，他替那些懂得这个行当的人解除沉重的工作。两相情愿。是啊——谁也不会强迫你，愿意去采石场——请便，愿意去德国——也请便。”
瓦尔瓦拉完全站在儿子们和儿子们为之服务的德国人一边。她对德国人政权的看法是这样的：“在这种政权下，也是满可以生活。一切政权都是上帝创造的，当然，苏维埃政权除外……”
富农不会饶恕苏维埃政权，因为苏维埃政权不仅妨碍了他——有钱的农民发大财，而且剥夺了他们用自己的富农的办法赚来的东西。
战争期间，我不止一次听到游击队员、从德国人后方跑回的庄员和我们的侦察员们讲过警察、各种各样的“市长”、“村长”、什么“管理员”之流的兽行。而每一次都查清：当“市长”、“村长”、“警察”的照例都是跟苏维埃政权有仇恨的人：过去的“旧人员”，而多半是过去的富农。
阿纳托利·卡里宁利用艺术手法彻底研究了充当德国人的奴仆、过去的富农的典型道路。
闲言少说，瓦尔瓦拉正在煎薄饼的时候，有四个苏军侦察兵走进屋来。疲倦不堪和冻坏了的侦察兵在绑喝醉了酒的若尔卡时候，看到桌上放着油煎薄饼，便坐下来吃了。作者用瓦尔瓦拉的整个思路和全部语言表现了她是多么仇恨这些人——苏军士兵。对她来说，他们是“公牛”，他们“贪婪地吃”，“大口大口地喝”，“看他们的嘴脸——大概是拖拉机手”，舐着喝”……
瓦尔瓦拉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侦察兵中间有两个是亲兄弟。这更使她想到另一对亲兄弟——自己的两个儿子。
她不仅仅想，而且还行动。为了救若尔卡，她派小孩子到巴维尔和德国人所在的邻村去报信，叫他们尽快地前来援救。
他们来了。开始对射。大多数侦察兵退走了。只有一个掩护他们退走的侦察兵，没有走了，只来得及藏在牛棚里。
瓦尔瓦拉看见了他在那里。他请求她说：“老妈妈，……请不要说出我在这儿。我家里也有妈妈啊。”
瓦尔瓦拉从牛棚里走出去，默默地用手向德国人和自己的禽兽般的儿子指着牛棚。一个女邻人透过篱笆恐惧地看到她的手势。
牛栅被烧着了。侦察兵一边射击，一边企图退走。但是巴维尔用卡宾枪顶住他，把他打死。若尔卡用两脚凶狠地跺着尸体。
过了些日子，苏军部队进攻了。若尔卡和巴维尔参加了反抗苏军的战斗，他们占据了有利的阵地，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士兵。瓦尔瓦拉给自己的儿子送食物，躺在火力下的田地里，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向上帝祈祷，要上帝保佑不让俄国人胜利，而让德国人胜利。
在这次战斗中，被巴维尔打死的侦察兵的弟弟也牺牲了。他也是被巴维尔打死的。但是巴维尔也被打死了。若尔卡当了俘虏。
把死人埋葬了。若尔卡被审讯了，也许要把他流放到从前他父母流放过的地方去。
可瓦尔瓦拉怎么样？她出卖了一个侦察兵。
审讯进行了好久。她的手势只有女邻人看见过，同时那个女邻人也开始有点怀疑：瓦尔瓦拉是不是真的是指过牛棚？也许，她是搔耳朵。很难相信一个苏维埃妇女会向德国人出卖苏维埃人。
审讯就这样中止下来了。瓦尔瓦拉重新又会用葡萄酒收买不坚定的监察员和税务员，她的女儿奥丽迦·塔本希科娃和她的丈夫——卫国战争的中士德米特里·克拉夫佐夫又会过着幸福的生活，假如……
假如被打死的两个侦察兵的老母亲不从远方来看被巴维尔打死的、被瓦尔瓦拉·塔本希科娃出卖的儿子——侦察兵兄弟的坟墓的话。她走进瓦尔瓦拉的院子，——是人们告诉她的——问道：
“塔本希科娃·瓦尔瓦拉住在这儿吗？”
也许，富农瓦尔瓦拉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地感到可怕。一双戴着眼镜、有些熟悉的眼睛用非常普通但又很厉害的目光望着她。
来人解释说：
“听说，我儿子死在她院里，我想打听打听她……”
富农可以收买一些人，欺骗、愚弄一些人，出卖另一些人。……但是有的东西他是经受不了的。瓦尔瓦拉突然倒在两个儿子——两个侦察兵的母亲面前。她瘫痪了。
现在，她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她的罪行和她的整个生活使她永远躺在床上。但是她还会随心所欲地替女婿和女儿制造麻烦——她对待女儿跟对待两个儿子不同，她不大喜欢女儿。奥丽迦和德米特里给她倒便盆。有时候，前线战士德米特里跟自己的毫无罪过的妻子喊叫：“我这是跟你和你那万恶的母亲一起出卖自己的牺牲的同志们啊！”最后事情竟弄到了殴打和给民警局打电话的地步。
这就是小说的内容。小说是用极好的、准确的、富有表达力的语言写成的，是以长篇小说《母亲》的作者用来看待生活的那种唯一正确的立场——阶级斗争的立场写成的。这就是中篇小说的不容置辩的生活和艺术的逻辑、真正的人民性和党性、小说中所描写的命运的规律性。
我想，文学艺术中“全人类性”的宣扬者们一定会利用这种生活素材进行创作：“瓦尔瓦拉是女人。瓦尔瓦拉是母亲。甚至连野兽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而瓦尔瓦拉是人啊，——怎能不理解她呢，怎能不原谅她呢？”关于她出卖侦察兵的事，——最好不必提起，若要提起的话，也应该想法替她开脱：说这是女人的弱点。他们会谈论“人道主义”、人的“善良”。他们还会说，她对自己的儿子是没有责任的，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人。
但是，当世界分成两部分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人，我们都是属于这一或那一阶级，属于这一或那一社会领域，而这种属性决定一切：决定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生活的逻辑，也决定我们的命运。
在从“全人类性”立场来看待生活的作家笔下，瓦尔瓦拉很容易会变成受难者、殉教者，或几乎是圣者，据说，地球上的一切生灵都是以这种圣者为生存条件的。看起来，好象也对：她是劳动者、积蓄者、不顾一切地爱自己子女的母亲……
但是，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作家笔下，瓦尔瓦拉却是以她的全部真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我认为，这不是战争的回声，而是我们国家在不久以前阶级搏斗的回声。富农阶级是不再存在了——这是苏维埃政权最大的胜利之一，但是富农阴魂的微分子还能够在这儿或在那儿毒化我们的社会气氛。
阿纳托利卡里宁的中篇小说教育我们看到这种微分子，教育我们绝不能忘记它们。这不是一部和善的、令人非常愉快的小说。这是一部严峻的小说。但在它的每一行字中都充满了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