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计划变黄梁山穷水尽靠供养

【菲律宾《商报》６月１０日报道】题：中国流亡者在西方（梅佳发自美国）台北资助由热转冷
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多数“民运”组织停止了运作。以“民阵”为代表的一些“民运”组织花钱大手大脚，委员们为了讨论“民阵”“民联”合并问题，到柏林开“聚场会”，结果会未开出成果，钱却花了２０来万美元，去年９月在旧金山开“民阵二大”也花了１７万美元，有的人一个月电话费达数千元之巨，也要报销。吾尔开希等人的挥霍令民间捐款人不满，故捐款愈来愈少，现已基本断源。
“民运”人士曾寄望于台北国民党政府。台北也曾寄望于“民运人士”帮助其制约中共，但经与“民运人士”多次接触后，发现对方难成大器，搞得不好反而成为与中共谈判的包袱。处境“死不了也活不好”
万润南自去年９月接替严家其出任“民阵”主席以来，常为经费短缺所困，其巴黎总部的租金和支出债项达１０万美元。他提出的集资１０００多万美元的筹款计划被讥为“黄粱美梦”。今年２月，万润南专程从巴黎前往美国以调动地区“民运”组织的款项，却一路饱受奚落与批评，无功而返。今年３—４月万润南和“民阵”理事长朱嘉明相继赴台，只拿到１０多万美元。据说，台湾今后不会定期提供资助。
在美国还有一个叫“中国民主与人权基金会”的组织，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向美国各大基金会申请资金，然后再分配给各海外“民运”团体。迄今，该组织仅获得４０多万美元。但由于申请资助的组织甚多，并不能完全维持他们经济来源。
“民阵”不仅经费拮据，而且在海外的名声正呈负数增长。估计今后台北和美国还会适当给一些“活命钱”。一位“民阵”要员说：“死不了，也活不好。”投靠星云大师
“民阵”有的人私吞捐款，有的人以“明星”之名拿“红包”，有的人以“民运”人士去台湾游山玩水。在巴黎，有一位流亡学生不愿打工度日，写了一块法文招牌，声称自己是“民运领袖”，在公园里为自己募捐。现在这类人已慢慢地没有市场了，只得去打工。象吾尔开希，据说在旧金山一个加油站工作。
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办的《世界日报》，每年资助“民运”，去年一些人为了获得这笔资助，耍了不少手腕。更多的人为挤进普林斯顿大学而费尽心机。有的“民运人士”说，他们准备在山穷水尽时，到洛杉矶西来寺投靠星云大师。
该寺免费提供食宿。程凯逃亡之后一直住在西来寺。
如此靠人“供养”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且备受外界非难。事实上，那些靠人供养的流亡者心情亦不好受。方励之等人已被“淡忘”
在流亡的“学生领袖”中，吾尔开希几乎已成历史，大小“民运”活动很少见到他的踪影。在许多留学生和华侨的心目中，吾尔开希只是个“花花大少”。柴玲的名声亦不佳，接近她的人指她太傲慢。她与封从德离婚后，花了几百元买了一条狗，甚至抱着狗参加会议，自然引人反感。几位“学生领袖”闹得很凶，相互不买账。吾尔开希当“民阵”副主席时，李禄、沈彤就各自树了牌子，各自撰写出版了自传。
严家其影响力渐弱，“民阵”总部大小权力都落在万润南之手。严的理论受到不少人的非议。方励之不愿出任“民运领袖”，喜欢同美国的名流来往，有人骂他“太圆滑”，有人已把他“淡忘”。
苏晓康最近说，“流亡已经开始，大概没有尽头，对西方的不适应，都是一种不愉快。”他承认在《河殇》中严厉指责中国传统文化、呼吁中国增加西方观念，但这些理想与西方的生活现实迎头相撞以后，他收回或修正了过去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批评。他说，尽管目前中国有缺点，但中国仍给予他力量与艺术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