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印度共产党人创办的《爱国》周报已出版八期

【本刊讯】印度《主流》周刊１０月１２日刊登了纳加尔朱恩所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兜售北京路线》，摘要如下：北京的神论
８月１６日，加尔各答出现了一种名为《爱国》的新周报，它是一批有名的共产党人办的。这家杂志到１０月４日所出的八期刊物，为人们了解有人如何在设法在我国兜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情况。明显的反映
这两篇文章（指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尼赫鲁的哲学》和《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本刊编者注）中的某些基本主张，在《爱国》周报上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尼伦·高希（已被停止党籍的印共党员）在《爱国》周报的头一期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国大党领导在１９４７年８月同英帝国主义作了一笔妥协的交易；由于这笔交易，“国家权力移交给了资产阶级和地主”，“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享有的种种有利条件和种种机会仍然完整无损。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地位得到了毫无阻碍地继续存在的机会。因此，虽然取得了政治自由，但却没有实现彻底的民族解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消灭。”
这篇文章从这一点出发，进而断言“今天印度已经变成帝国主义追逐利润的好猎场”，“今天印度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帝国主义”。今天的政府“完全处在大民族资本和封建势力的支配之下。尼赫鲁先生是这些大资本家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外交政策
这家加尔各答刊物说“印度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向反动，倒向帝国主义……今天印度的外交政策无论从言论还是从实践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在帝国主义屁股后面跑的，并且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虽然不结盟的招牌犹在，但是帝国主义沾满鲜血的爪子正在从这块招牌后面露出来。”
得出这种看法的启示无疑是来自北京的。
尼伦·高希告诉我们：“尼赫鲁先生领导下的国大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今天无疑已经具有反动的性质。尼赫鲁先生的作用不是进步的，而是反动的。”
同一期《爱国》周刊上刊登的一篇关于《外国资本及其控制》的文章断言：“外国资本家续续保持着他们对工业发展的生命线的控制，这就是他们的控制切实有力的缘故。”
显然，《爱国》周报的作者喜欢北京的路线而不喜欢印度共产党的政策。忘记了防御
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一家报纸竟然一句话也不说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受到了中国的进攻的震动，这真是异乎寻常的。事实上，这家报纸一点也不假装对国家的防御感兴趣；甚至在它的创刊号的社论里都没提到我国遭到中国侵略的打击，也没有提到防御问题是今天全国关心的事情。报纸援引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话说，美国军事援助中的７０％将交给同中苏毗邻的九个国家——这只是为了表明，在尼赫鲁的统治下，印度得到了和南越、泰国、南朝鲜等国家列入同一类的这种并不令人羡慕的荣誉。
《爱国》周报不只在一篇文章中大事渲染美国向印度提供的军事援助，以此暗示尼赫鲁的不结盟现在实际上已经怎样完蛋了。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费神告诉它的读者：在这个时期，苏联对我国防御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而且，苏联还将帮助修建国防生产工厂。
《爱国》周报（第四期）的一篇文章中以相似（《人民日报》）的调子说，农业生产所以没有增长，是因为土地改革“未能改变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它阐述这一论点说：“为了使地主成为同盟者，故意在法律上留了许多漏洞。此外，整个行政机构都保护他们的利益。”
报纸在同一期以一整版共五栏的篇幅刊登了赞扬这家报纸本身的信件。
《爱国》周报除了对中国侵略的问题完全保持沉默以外，也没有提到过科伦坡建议或巴基斯坦的威胁。（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报纸并不是不花费篇幅报道国际事务的。每星期，这个八版的报纸至少用两版专门报道国际事务。但是这些篇幅大部分都是用于散播北京的路线，但并没有明显暴露出来。
这家报纸玩弄了一种巧妙的、但是在表面上似乎又没有过错的新闻手法。每周都有一版刊登一篇特稿，栏名为《莫斯科和北京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它假装它只是在相当充分地引述苏联方面和中国方面对和平共处、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禁止核试验等当前的意识形态问题的看法。但是这些实际引语的选择做得很巧妙，恰可表明北京的立场是有道理的，而莫斯科则是变来变去的不可信赖的。
但是，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偏向北京一边的。这一特稿在七期内（从第二期开始）共占了４１３寸栏；其中引述北京的话占２５４寸栏，引述莫斯科的话只占１５７寸栏。在最近一期（第八期）上，苏联关于对斯大林的迷信的立场完全没有说明，另一方面却大事渲染北京为斯大林辩护的言论。
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这家报纸一段也没刊登苏联共产党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而在引述中国方面的话的时候却的确提到了苏联的那封公开信。
关于南斯拉夫已经写了两篇文章（在第五期和第八期上）。文章歪曲说，赫鲁晓夫赞同南斯拉夫所做的一切事情；此外还麻俐地提到，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８１个共产党的会议上，修正主义已被确定为最大的危险（完全不提要防止教条主义的警告），并且（以真正的北京方式）批评苏联共产党说，“任何共产党都不能片面采取行动，改变它对共产主义者联盟或南斯拉夫的立场”。于是当然就得出了附和北京的结论：“实际上，南斯拉夫在经济方面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建设，正沿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道路发展着。”
在第一期《爱国》周报里，对禁试条约问题发表了一篇占整版篇幅的评论，其中５０多寸栏是用来阐述中国对禁试条约的攻击，只有１０寸是说明苏联的立场的。在第二期里，它报道世界对莫斯科条约的反应的那种办法，足可否定所谓禁试条约会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的说法。在第三期里继续是这样。它在谈到中国抗议莫斯科条约和社会主义世界内对北京的立场提出的批评时说：把中国对莫斯科条约的批评与波恩和巴黎的批评一视同仁的做法，“已经证明是不正确的”。怪不得高普兰认为不回答关于禁试条约和北京对条约的攻击的种种问题是明智的。
《爱国》周报费了这样一些值得称赞的苦心，开始执行它在根本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兜售北京路线的任务。
（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
本刊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