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八）

关键时刻到来
大约过了３０分钟，我来到政治局会议大厅。这里聚集了波诺马廖夫、多尔基赫、卡皮托诺夫、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和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们。政治局委员们很快从胡桃木室走出来，并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座，这时立即就显出了形势的全部复杂性和混乱，因为，最近几个月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戈尔巴乔夫虽然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但不是坐在正中央，而是稍微偏一点。这说明新的总书记的入选问题还不明朗。
向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默哀一分钟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最主要的问题：什么时候举行苏共中央全会，什么时候选举新的总书记？当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得很简单：“什么时候举行全会？”。仅此而已。但是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因为应该由全会选举新的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在提出问题后，自己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明天就应该举行全会，不要拖延了……”
不知是谁立即反对说：“值得这么匆忙吗？”但是，这一反对意见没有得到支持，大家都同意，需要举行全会，不能拖延。一个庞大的国家没有苏共中央总书记就不能正常运转，按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来说，总书记手中集中了很大权力。
相当快地就商定了有关举行葬礼的一系列问题，从公市医疗诊断书开始，直到保障秩序的具体措施。安排了葬礼委员会的组成。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要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没有先例的意外事件。当批准委员会成员时（它是个十分庞大的委员会，几乎所有最高级党的领导成员、一些中央书记都参加了），戈尔巴乔夫以商量的口吻说：“我们已批准了委员会，还应该选个主席吧？”
政治局会议大厅里突然肃静下来。
现在我已记不清这种显然是紧张的不正常的沉默延续了多长时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关键问题。大家都明白，选举葬礼委员会主席，就是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十分明确的一个步骤。要知道，过去的做法是，谁当选为葬礼委员会的主席，谁后来就是总书记。我清楚地记得１９８４年２月的那次政治局会议：我们甚至没怎么考虑这个问题，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葬礼委员会由中央第二书记契尔年科来领头，他后来就成了总书记。
但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０日的政治局会议根本不是这样进行的。戈尔巴乔夫提出问题后出现的长时间沉默证明了令人担忧的最坏情况：总书记入选问题并未预先得到解决。
无疑，有些政治局委员把宝押在另一个政治人物身上。但是，由于问题含糊复杂，他们宁可不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就葬礼委员会主席交换意见的结果是不了了之。会议大约在晚上１１点钟结束，大家各自走了。在克里姆林宫最高领导层中留下来的只有戈尔巴乔夫、我和当时克格勃的主席切布里科夫。
我们十分紧张地直接在政治局会议大厅里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当我们下楼回家时，克里姆林宫钟塔后面已出现了曙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