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会见美议员团谈中美关系问题

【本报讯】（记者周慈朴周树春）３月２８日下午，李鹏总理会见了以美国会民主党众议员罗伊·罗兰和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分别率领的两个美国国会议员团。李鹏总理与外宾谈了中美关系问题，主要涉及人权、计划生育、宗教、贸易赤字等。现将谈话的部分内容刊载如下：
众议员史密斯和沃尔夫认为，９０年代，美对人权问题变得越来越关心，在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后，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加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权问题已成为改善中美关系的基石。史密斯向李总理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关押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史密斯手头上现有一份要求释放人员的名单，希望这些人能获释。第二，根据可靠消息，中国逮捕了７７名宗教界人士，其中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人士，是否可获释？第三，人口政策不能强迫执行，计划生育应是自愿的，中国应采取措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如中国解决了以上问题，将对两国在９０年代消除隔阂、扩大双边经济贸易及科学技术合作有益。９０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关心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将严重影响中美关系。
沃尔夫众议员就所谓我关押７７名教徒一事递交了一封由１１０名美两党众议员联合签名的信，并说中国是否有可能对判处１５至２５年的教徒实行大赦？对“六·四”后逮捕的“民主分子”是否考虑重新审理，本着宽大为怀的精神对他们实行大赦？沃尔夫说他上星期在美会见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提出希望与在大陆的家人团聚，希望中国政府向他们的家人发放签证，允许他们出国。
李总理着重谈了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并批驳了史密斯等关于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基石的说法。他指出，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以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五位总统访华时的讲话及所签署的文件从未说过中美关系的基石是人权。指导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石是三个公报，特别是公报中关于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和反对霸权主义等原则。李总理说，听了史密斯先生的讲话，使人不禁想到，有的美国人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大棒。如果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美就同中国搞合作，就给中国甜头吃吃。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想，这种逻辑大多数美国人也是不会同意的。美国很富有，科学技术很发达，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拥有１１亿人口，幅员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有灿烂文化的过去，也有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有自己的份量。必须承认，中国是个客观存在，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应受到尊重。美国自己的问题也不少，还是多关心自己的事情为好，不要到世界其他地方发号施令，教训别人。现在世界形势仍是动荡不安的，并非因为美苏关系缓和，世界就安宁了。和睦相处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美国提出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应该在什么目标下建立这种新秩序？我看不是什么人权，而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愿意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保持和发展同美国的互利合作关系。只要双方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两国关系就能得到改善和发展。由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也是自然的。但这完全可以通过加强接触、交换意见、增进了解的办法加以解决。中国是讲原则的，但又是通情达理的，能明辨是非的。客人来访我们会很好地招待，意见不同也可以成为朋友。接触比不接触好。（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李总理指出，中国重视人权，并且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问题的讨论。人权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概念。由于社会制度、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对人权的理解也不相同。美国自称是最讲人权的，为什么只许按它自己的观点解释人权而不许中国有自己的解释呢？人权应通过本国的法律加以确认，使公民不仅有义务，而且也有享受人权的权利。你们美国并没有批准两个人权公约，也没有加入消除种族隔离、消除种族歧视和禁止酷刑、禁止歧视妇女等方面的国际公约。其理由是，人权本质上是属于美国国内管辖的，认为这些国际公约中有的条款与美国的法律相悖。可见在这方面你们也是要根据本国的法律来实施人权的。
李总理说，有人攻击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出于偏见和敌意，也有人是因对中国的国情不甚了解，所以对中国的人口政策的看法可能不全面，但他们并不敌视中国。中国有１１亿多人口，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占世界２２％的人口，不得不实行较严格的计划生育，以防止发生人口爆炸。尽管如此，中国每年人口仍净增１６００—１１００万，相当于一个伊拉克。如不实行计划生育，国家的经济将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些每年新出生的人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良好的教育。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困难，还谈什么人权？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之上的，靠宣传、教育、说服的办法，政府还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当然也不否认会有个别地方的基层工作中有强迫堕胎的现象，但这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至于堕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美国可能比中国要多得多。
关于宗教问题，李总理表示，我可以把沃尔夫提供的名单转给我国司法部门，因为没有阅读，也未查证，对其真伪无法置评。我们的司法机构是独立的，应由他们来作出判断。李总理强调，中国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从事合法的宗教活动历来是得到中国法律保护的。但如果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非法活动，那是不允许的。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有，在美国有，欧洲有，中国也不例外。如触犯刑律，不论是谁都要按中国法律处理。个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被关押，那是因为他们触犯了刑律。中国政府、司法当局对参与“六·四”动乱和暴乱的青年，采取了非常宽大的政策，处理是公正的、量刑也是相当轻的。举个例子，天安门事件中有个学生领袖叫王丹，严重触犯了刑律，但考虑到他年轻，加上审理中他认罪态度较好，只被判了４年徒刑。实际只剩下２年刑期。这是很宽大的。你们称天安门事件为“民主运动”，我们则称之为反政府的动乱和暴乱。李鹏总理说，关于“六·四”事件，我们同美国议员先生们看法上有分歧，但历史将会作出结论，证明我们当时采取果断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现在就可以说，正因为采取果断措施。中国才避免了苏联、东欧所发生的动乱局面。中国保持了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得到了发展。至于那些犯了错误的青年人，他们的问题同触犯刑律的人的性质完全不同，党和政府对他们是爱护的，从不歧视，主要是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
李总理指出，我们愿意同美国在贸易方面进行合作。关于贸易逆差，它牵涉到经过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转口贸易，其中有来料加工、三资企业等。我们将货物卖给他们，他们再转口，而美国则将这些都算在中国头上，这是不公正的。如果美国放宽对中国的出口，我们将可进口更多美国的技术和产品。去年中国粮食丰收，我们有２５００万吨的粮食储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可以不再从美国进口粮食了，但考虑到两国长期的粮食贸易关系，我们还是保持了一定数量的进口。李总理指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质量是好的，价格也是低廉的，受到了美国消费者的欢迎。这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美国有利。如果美国利用人权等问题向我们施压，采取包括中止最惠国待遇等措施，这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使两国关系大大倒退，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