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异类型的政治谋杀案（二）

施特赖德尔和考夫曼这两个人显然很高兴，因为他们虽然犯了法，但却受到保护。目击者说，当持刀杀人犯施特赖德尔在科隆米尔海姆市政厅讲台上被制服时，“犹如自己得到了一种摆脱”。考夫曼也供认，他的行动使他感到是一种自我摆脱，“因为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盼望着搞恐怖活动。我无法忍受，现在的人已不是人”。
２０年来对联邦共和国政治家的谋杀活动，始终都与严密组织的恐怖集团红军派有关。
红军派每次出击，都弄得警察和侦查机关手忙脚乱，在高速公路建立封锁线，计算机网络全部开动。如此兴师动众起码使人得到一种印象，似乎受到挑衅的国家拥有制服恐怖分子的各种手段。
但是，在单个神经错乱的犯罪分子面前，主管机关却显得束手无策。试图搞谋杀的神经失常者事先没有通常犯罪迹象。红军派肇事者有自己庞大的后勤、租有搞阴谋活动的住房、并掌有作案的武器、金钱和伪造的证件，而这些神经错乱的作案人的一切却默默进行。他们等待有利时机。他们耗费的财力和物力极为有限。
国家对付有组织的政治恐怖集团显得办法颇多，但对付手持尖刀冲向牺牲者的那些鬼火般的无名单个肇事者却显得毫无办法。
历史学家在不断研究是否能事先察觉在这样的流血事件中谁可能是肇事者，谁可能是牺牲者。但这种研究一再遭到失败。因为如果把政治谋杀案或作案者的类型综合起来并加以系统化，就会发现这类案犯的企图都是有限的。
以谋杀教皇的土耳其人穆罕默德·阿里·阿贾为例。他１９８１年暗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使其腹部严重受伤。他是一个怀有政治阴谋的人，还是一个穆斯林仇恨天主教分子？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澄清。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