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晓康等处境困难萌生回国念头

【美国《华尔街日报》８月１４日文章】题：苦于应付流亡生活的中国作家（作者迈克尔·达克沃思）
天安门事件之后，一批中国作家逃往国外。如今，这些失去了读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高等院校赐赏度日、经常流落四方的流亡者发现，西方的生活没有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妙。现在住在丹麦的诗人小说家北岛说：“去年一年我仅睡觉的地方就挪了１００多处。”读者熟知的北岛自１９８９年初离开中国以来一直没有见到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北岛在不稳定的流亡生活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恢复出版他的地下刊物《今天》。另一项成果是由寄居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孔捷生编辑出版《广场》杂志。
流亡者为使这两份杂志继续办下去所进行的努力，反映出他们自来到西方以后遇到的一些困难。北岛和他的同伴们在自身生活来源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必须从私人和各种基金会筹募１万美元才能出版一期《今天》杂志。目前也寄居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作家和电视片制作人苏晓康及其许多流亡同伴，担心这两份刊物会垮掉。
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担心。北岛说，他在国外流亡的时间越长，对于自己在写作中实验中国语言能力的信心就越小。他说：“在中国，语言无时不在变化，可是一旦流亡海外，你的语言就固定了，并与母体脱离了。”其他流亡者也意识到，他们的作品质量下降了，这使他们感到心灰意冷。
流亡者们经常谈到由于对在西方自由生活的幻想破灭而产生的“社会阻隔”。许多人曾期望他们的作品和传播文学能得到承认，但在很大程度上却被人们忽视了。
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舒云仲（音）把这些流亡作家与３０年代中国文学鼎盛时期的一代中国作家作了比较：“这些年轻作家不象老一代作家那样，既受过西方传统文化的教育又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们只会赶时髦，时髦的潮流一过，他们的作品便无人问津。他们都在粗制滥造。”北岛在谈到他称之为“流亡综合症”时说：“中国流亡者每天都谈论这个问题，我们每次见面都谈这个问题。我们问自己，‘我是否想当政治难民？我应当学英文吗？我是否该返回中国？我什么时候能返回中国？’”
苏晓康在同别人合作制作一部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号召接纳西方观念的电视片《河殇》之后受到了官方的批评。但是他来到西方后发现，他对外国观念的崇尚与西方现实生活的冲突使他的幻想破灭了。他说：“多数流亡者在西方并不感到心情舒畅。”苏晓康已宣布放弃他对中国文化所持的许多批评观点，并对其他流亡者盲目崇拜西方不予苟同。苏晓康曾经嘲笑人民把长城尊为中国力量的象征。他认为这种古老文化造成了中国的永久孤立。同许多流亡者一样，苏晓康说他现在认识到尽管中国有缺点，但中国能鼓舞他的人格力量和艺术生命。舒云仲认为，这些流亡者表现出的怅然若失情绪是由于社会地位的丧失造成的。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是专业作家，政府发给固定工资，有稿费收入，生活比较舒适。但是在西方，流亡者们面临着沉重压力。每期印刷的大约３０００份中文《今天》杂志主要是在学术界散发。由于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的障碍，他们很少有机会向西方听众发表演讲，有时甚至连一个听众也找不到。
这批流亡的中国作家在台湾和香港出版市场也没有找到多少安慰。台湾读者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主宰。香港华人亦如此。象北岛这样的作家认识到，他们的最佳出路在于尽快回国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当他们断定可以安全回国的时候，他们将带着经过修改的目的感，以及对文学作为中国建设的一支力量的潜力持比较谦逊的看法回国。象《广场》创刊人戴厚英这样的一些作家已决定，在他们的个人安全有合理保障的时候就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