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伊彻评中苏会谈和国际共运

【路透社伦敦２３日电】（本稿作者：多伊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在同苏斯洛夫先生的代表团进行了约两周会谈后，带着非常愤慨的心情离开了莫斯科。在那里，人家对待他们几乎像是对待麻疯病人。见他们走了，俄国人很高兴。双方一致同意以后“恢复谈判”，但双方都清楚，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不会恢复会谈。事实上，他们才结束的会谈很难叫作谈判。在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其主要作者是赫鲁晓夫先生——时，会谈仍在继续中。中国人进行反驳，揭露苏联在“意识形态”辩论中所采用的手法，并说明赫鲁晓夫对他们采取的经济报复措施的情况。北京将要发表一连串进一步揭露性材料。
这样一来，双方将要把同它们的冲突有关的文件档案向我们公开。这些揭露和反揭露，对一向深信不疑的中俄广大群众和别处的共产党人说来，将会感到莫大震惊、突然和迷惑不解。
中苏分裂对外交政策立即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苏联总理现又重提他在１９５９年访问艾森豪威尔总统时在美国所宣扬的“戴维营精神”、“诚意”和和解。他重又把在四、五年前拟就的争取和解的建议提上了日程，这些建议是：禁试协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苏联集团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防止突袭和欧洲实行部分军事脱离接触等等。他急于要迅速取得惊人的结果，以此来向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动摇分子表明，他的“和平共处”并不是像中国人所说是虚无飘渺的。
从长远来说，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影响可能比眼前的外交反响重要得多。整个运动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中。的确，一场地震正在动摇着共产主义运动，而莫斯科却没有充分预见到这场地震的力量。已经在产生迅速的变化和惊人的重新排队。磐石事实上已经破裂，谁也不能使之重新结合在一起了。
还要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新的队形和赫鲁晓夫主义或毛主义得势的机会才会明朗化。在我以前对俄—中冲突的研究中，我曾指出，除了印度共产党这个重要的例外以外，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共产党对毛（泽东）主义的接近远超过对赫鲁晓夫主义的接近。现在，甚至这个例外也值得怀疑了。最近得到的消息表明，（印共中间的）亲华派——它的领导人在中印战争以后一直被监禁着——
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总书记、亲赫鲁晓夫分子丹吉只是在名义上领导该党，而毛（泽东）主义者在重要的孟加拉省有着８０％党员的支持。他们在其它许多地区的追随者也在日渐增加。这些消息如果是可靠的，就证明，假使毛（泽东）主义在一个就在不久前反华情绪甚至把共产党都卷进去的国家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可见它在亚洲的吸引力是多么巨大。在马来亚、缅甸、暹罗、老挝、柬埔寨以及较远的日本，毛（泽东）主义的趋势已经占了上风，这种趋势将继续扩大，这必然引起莫斯科的焦虑。
还有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共产党基层党员中的预兆性的骚动也必然引起莫斯科的焦虑。在所有的地方，布鲁塞尔党组织被毛主义者夺过去一事肯定是意味深长的。这也许表明赫鲁晓夫低估了他的敌人甚至在西欧共产党人中能够得到的影响。中国人把阿尔巴尼亚人作为他们在欧洲唯一的盟友这看来相当可笑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这些变化也许会引起莫斯科一些党的思想工作者的三思，这些人可能怀疑赫鲁晓夫是不是在把他们推进他们将来可能要感到遗憾的分裂中去，但是，只要赫鲁晓夫仍然居于掌舵的地位，看来就不会有后退的道路。
但是，在赫鲁晓夫去世以后会发生什么呢？在１９７０年前后，也许早一点，也许晚一点，当莫斯科经过了不可避免的“非赫鲁晓夫化”运动以后，苏联主席团的某些代表可能会突然向北京移樽就教，就象另外一些人１９５５年向贝尔格莱德移樽就教一样，尴尬地表示道歉并害臊地说是我们错了。但是，这一天还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