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阿尔巴尼亚（二）

小说家、内务部前工作人员奈沙特
·托扎依说：“实验室已经开放了。”托扎依去年曾发表了他的小说《尖刀》。这部小说冲破了不准描写控制国家生活的秘密警察情况的禁区。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的具有高度危险性的民主试验将有什么结局。艺术院校的大学生已经抛弃了斯大林主义的课程，但很少有人有资格在“民主学校”里任教。
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朦胧地区，现实与理想有着巨大的反差。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后一个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时也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全国３２０万人口中，大约有一半在２３岁以下，人口出生率居欧洲之首。这些年轻人是阿尔巴尼亚变革的动力。他们在学校里学的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如何如何伟大，而回到家里却通过意大利或希腊的电视注视着西方。他们在学校里所听的和在家里所看到的完全是两码事。
所有的日用食品都定量供应。即使按照东欧的水准，阿尔巴尼亚商店里的物品也极为短缺。从地拉那大街上游荡的人群以及从领导层所不断发出的告诫来判断：没有人干活。民主化给人们带来了罢工的权利，旷工已经司空见惯。
从地拉那向北通往斯库台的公路两旁，树木正在被砍伐。当地居民把这些树当作烧柴，以便过冬取暖。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过去热衷于自我孤立主义，声称对阿尔巴尼亚的威胁来自每一个可以想象的角落。全国笼罩着偏执狂的气氛。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建造的数以万计的“混凝土蘑菇”——地堡群，仍然点缀在群山之中，从而证明了他们的孤僻心理。反对派领导人萨里·贝里沙说，这种孤立现象是国家最大的错误。
同这种偏执狂相联系的是某种“精神分裂症”。小说家托扎依说：“整个社会生活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甚至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库依蒂姆·恰什科是一位电影执导，现在是新成立的人权论坛中的积极分子。他说，阿尔巴尼亚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人，都过着双重生活。“这也是一种求生存的办法。这里的许多孩子都懂不同的语言，他们每天晚上都看西方电视。”
在谣言的力量无法抗拒的气氛中，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过这种双重生活了。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跳迪斯科。其他一些人则奔向港口和山上的边界地区，希望越境亲自尝试一下他们在西方电视上所见到的生活。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