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报刊评中国“八五”计划

·一项慎重型计划·
【日本《新国策》杂志２月１５日一期文章】题：中国把“八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６％的意义（作者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小岛丽逸）
中国从今年开始进入第八个五年计划期。“八五”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把这５年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定在６％的水平上。这是一种慎重型的计划，因为从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８年的８年中，中国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几乎达到了１０％。
把实际经济增长率定在６％的背景是：第一，１９８２年提出了到２０００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由于８０年代的经济增长顺利，因此中国大概认为，今后即使达到６％的增长率便可实现上述目标。如果以２０年翻两番的方式计算，那么年均经济增长率应为７．２％。第二，中国有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教训。这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１０．２％和１１．１％。由于增长过快，各种矛盾便暴露出来了。出现了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运输问题和通货膨胀。１９８８年夏还出现了抢购商品和挤兑风。
那么，６％的增长速度对中国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在用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时，应该设定下述标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４％至６％的增长率为正常增长经济，７％至９％的增长率为高速增长经济，１０％以上的增长率为超高速增长经济。以这个标准来看，很清楚，设定０％的增长率是要保持正常经济增长速度。
与过去相比，６％的增长率是高还是低呢？中国在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８９年的３７年中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６．８％。在增长速度最低的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６年的１０年间，中国经济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为５．８％。在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８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约为１０％。由此可见，６％的增长率接近过去的最低水平。
但是，若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相比，６％的经济增长率却是相当高的。进入７０年代之后，苏联东欧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在２％至３％的低水平上。
可见６％的增长率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意义，它是高是低乃是由各国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把科技现代化放在首位·
【法国《世界报》３月１５日文章】题：中国政府把科学技术放在首要地位（记者弗·德隆发自北京）
中国政府在制定第８个５年计划时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在过去的５年中，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７．５％，比最初确定的指标高出将近１个百分点。
生产结构很好地反映出非国营企业的活力。集体所有制工业在５年中的生产增长率为１７．６％，而国营企业生产的增长率为７．３％。农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同样略高于计划目标，即４．６％。
市民和农民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同（１９８５年以来每年略高于４％）。
最能反映中国农村变化的数字是非农业产值５年中增加了１６０％，目前占农村地区收入的一半以上（即５４．６％，５年前为４２．９％）。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李鹏总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四个现代化”中，应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放在首要地位。·谨防经济过热重新抬头·
【法国《回声报》２月１２日文章】１９８８年秋决定实行的经济降温计划使中国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刚刚摆脱衰退，中国经济又受到过热的威胁。１月份。工业生产增长了２５％。生产的这种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放松”了信贷的缰绳。去年，贷款增加４７．５％，达到５２０亿美元，票子发行增加４３％，达到５８亿美元。另外，实际工资增长１１．５％，为１９８７年以来的最大增长。结果：通货膨胀又正在抬头，当局指望今年不超过８％。脑子里老有通货膨胀这个幽灵缠绕的负责人，已决定今年限制货币供应。由于意识到经济的结构性冻结的持久性（各种短缺，生产和分配网的不适应，活跃的沿海省份与停滞的内陆省份之间、亏损的国营企业与兴隆的半私营企业之间日益增大的差距），中国当局已决定谨慎从事，并且在前不久把今年的增长指标调低到４．５％，而１９９０年为４．４％，１９８９年为３．７％。·不可忽略的问题·
【香港《天天日报》２月４日文章】题：不应只着眼于“翻两番”（作者郑毓盛）
中国在“八五”期间最大的隐忧是在于首期能否避免经济过热和失控，把一些治理整顿期间所未解决的问题消除。然而，不少不大认识中国经济的评论者，却爱在中国能否实现翻两番目标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过去１０年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几番起落，但整体的增长仍然可观，１０年之内增加了１．５倍左右。至少表面证据难以否定中国有达到目标的可能。
不过，国民生产总值始终不是唯一值得注意的指标。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结构是否有所提升，工业以至农业的技术有没有快速进步，经济效益（特别是物耗、能耗）有没有改善，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作为地区差别大、城乡差别大的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所得分配有没有因政策不当而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引起社会动荡，亦是不可忽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