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科技立传还中国科技公道（上）

【台湾《中国时报》专访】题：心之所属（记者王家凤）（原编者按：著名汉学大师李约瑟博士，一生热爱中国文化，其一手擘画之中国科技文明之研究与写作计划虽未全部完成，但已成画之部分在学界引起极大震撼，咸认为是科学史上经典之作。
王家凤小姐前往剑桥对李博士作一专访报道。文中，李博士对其学习历程、研究心得，不但叙述甚详，而且时有慧言哲语洋溢其间，对文化异象纷陈的当代时空，多少具有警省作用。）
王：您是个科学家、生化学家、胚胎学家。但论起对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贡献，您和文学家亚瑟·韦利着力至大，影响深远。不过您们似乎都极不愿意被称作“汉学家”，是这个称呼不太好听？
李：噢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一日为科学家，终身以之。我在１９４１年成为皇家学会成员。当时我已经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我倒是可以告诉你后来我是怎么转变研究方向的。
早在１９３７年，３个中国研究生（注：指沈诗章、王应睐、鲁桂珍。鲁博士后来成为李约瑟的夫人）到我们剑桥的实验室来念博士学位。当时的我正忙于胚胎学和生化研究，他们的聪慧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更甚于剑桥对他们的震撼，于是我开始学中文，纯粹为好奇，没想到将来会对我有任何帮助。
桂珍是我《中国的科技与文明》最主要的合作人，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目前进行的医学卷，很多论文都出自她的手笔。
王：您和亚瑟·韦利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研究汉学最好由本身所长的领域下手，效用更大？
李：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如果你学习中国文化是因为真心爱恋，甘为辛劳，那要比任何方法都要容易一些。
王：是否因为这份爱恋，加上一般西方人相当漠视其它文化的态度，使您开始了《中国的科技与文明》的写作？
李：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桂珍和几位中国研究生的影响。我们当时一致认为，中国科技史这个领域里，一定得要有人下点功夫。人们总以为科学是西方的专利，与中国毫无关系，实在大错特错，于是我们为此勾划了一个粗略的计划。后来我去中国，遇见了我的第一个合作者王铃，他当时是中研院在四川的初级研究员，正在研究火药，做得相当好，后来他也到剑桥加入我们的研究行列。
王：从《中国的科技与文明》和您其它的著作里，我们感觉到作者的动机不只来自学院研究，同时也来自对于某种文化沙文主义的不满……
李：是的，是的，绝对是的。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还给中国科技一个公道。
王：当年您开始进行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的时候，不但在汉学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领域，就是在西方科技史的研究上，也独树一帜。有人认为您对中国科学史的肯定，直接挑战了西方学界长久以来的绝对优越感。据说文明史第一二卷出版时，您曾经同时面对了两方面的质疑？
李：没有，这你得去看当时的评论，他们大都赞赏有加。我证明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并没有挑战西方在现代科学的优越地位。
王：目前中国科技文明史的进度如何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