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里亚蒂对英《新政治家》周刊记者谈话

声称“中国同志不应判断或谴责意共的某些政治创举、政策路线或口号’，表示在艺术创作自由问题上“同苏联同志的想法很不相同”
【本刊讯】英《新政治家》２４日刊载卡罗尔写的一篇陶里亚蒂访问记。摘要如下：
陶里亚蒂是在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之后在西欧建立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一代战斗工人阶级的少数遗老之一……这个看来同共产主义历史上斯大林主义时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变成了在苏共２０大和赫鲁晓夫著名的谴责斯大林之后开始的新阶段中思想最大胆、最独创的人物之一。在陶里亚蒂领导下的意共最近几年来以其一贯的自由主义和完全否定斯大林主义教条而著称。自然，这种灵活性使它受到了攻击——尤其是中国人的攻击
上周我去陶里亚蒂的办公室访问他，我承认，我觉得难以相信这个有着文雅的知识分子面貌、操一口漂亮法语的人曾一度自称“埃尔古利同志并以不屈不挠的教条主义者而著名。至少在如今他回答问题时显然没有拿出什么陈腔滥调或宣传口号。他对我承认最近几年“意大利经济奇迹”是存在的。他立即为苏联知识分子辩护。现在这些人在莫斯科受到严厉指责。他坦率地谈出他自己对恢复欧洲工人阶级团结的看法。他希望这种团结能使欧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中心作用。如果把他所说的再稍微发挥一下，’我甚至要说，这个曾在第三国际发挥过首要作用的人今天希望建立一个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的统一的工人阶级运动。
……谈到他最喜欢谈的问题—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他说，“在国际范围内，西欧各国正在逐渐丧失它们民族自主，再也不在世界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有些人想把我们贬低到只在将来的核冲突中充当马前卒的地位。”
由于这个原因，他热烈支持欧洲所有左派力量团结起来。他说，“意共愿意同其它政治党派的领导人会见并讨论重建完全团结的工人阶级运动的问题。这种团结的基础是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民主斗争的明确纲领。西欧在摆脱它目前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和保守的政权以后，再加上它的工人阶级同所有民族力量团结一致，就将恢复它的领导作用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使全世界开始一个和平纪元，加速整个社会主义结构的复兴”。
我回答说，严重地妨碍这种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的努力的反共偏见，往往是由于俄国的事件所造成的，例如最近苏联知识分子中间的争论。
但是陶里亚蒂说，“我们在竞选运动中已经说过，我们认为艺术创作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想法跟我们苏联同志的想法很不相同。我们不懂得最近莫斯科对于象涅克拉索夫、沃兹涅先斯基叶甫图申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如果叶甫图申科能够按原定计划３月来意大利访问，我们本来是会非常高兴的。我们认为，艺术自由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将要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我们希望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展开这种讨论，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
但是我问，这些不同意见的存在，是不是使得每一个共产党管理自己的事务更加重要了？陶里亚蒂完全同意。他认为，每个共产党应该是完全自主的。这是它获得成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他说，“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论。但是，每一个党应当自己把这些目标变成符合各国具体情况、符合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符合国家和工人阶级运动传统和制度、总之符合其文化的国家政策。当然，在我们向我们的共同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定会有不同的路线，但是，如果这些分歧引起了只会造成混乱的争论，那就是错误的。例如，当中国同志们决定建立农业公社的时候，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很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办法，但是我们始终认为，究竟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想法，不是由我们，而是要由中国同志去决定的。同样，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们不应当插进来判断或谴责我们自己的某些政治创举、政策路线或口号。”
在告辞以前，我又问陶里亚蒂，各国各自朝着自己的社会主义前进是否会在将来在各国导致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他回答说，“我绝对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也认为，如果现在就试图规定将来运动发展的结果，那是为时过早的。历史的创造始终比人们所能预见的更丰富、更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