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刊载陈文鸿文章：初评中共中央关于未来规划“建议”

【香港《天天日报》１月２９日文章】题：初评中共未来规划“建议”（作者陈文鸿）
去年１２月下旬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全文当时没有公布，七中全会的公报只是把大致的原则简介出来，当时海外许多评论都据此大作文章。但是，从中共过去１０年的惯例来看，全会完结之时也不一定把决议完全公布。
１月２８日这个“建议”终于公布，新华社并作了摘要报导。纠正七五失误
就公布的内容来看，这次的“建议”可说是已经总结了“七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种种失误经验，进一步提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和政策。假若我们自１９８８年以来一直都紧紧地观察中国政策讨论的发展。应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今次的“建议”，不少政策都在过去几年里，经过上下多番讨论、争议总结出来，部分更已经在这几年里形成具体政策，并已推行了。
整个过程或许可说是一个经过集体努力的合理化过程，也可以说。１９８９年“六四”的政治悲剧并没有从左或从右的方面取消或扭转了这个合理化过程，中国党政军以至社会里面仍然有一股强有力的合理力量来推动这个过程，并将之超越“六四”事件带来的阻碍，这应该是十年规划、“八五计划”的成功希望。
建议内容有几个具体的政策主张值得特别拿出来讨论。
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以及体制改革的方向，有着一个扎实坚定的合理观点，既从资本主义的经验，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８年放权让利式“市场化”改革的失误取得教训，也并没有因市场化的失误而走回头路。“建议”强调：“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稳健扩大市场
一方面计划经济不是再局限于指令性计划，而坚持１９８４年以来中共的立场，指导性计划亦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
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市场的不断发育，进一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而计划管理需要按照价值规律，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因而不是作为市场的替代，市场调节也要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法规约束下发挥作用，不能自由放任像原始资本主义时期那样，让市场产生出无政府的混乱状况来。
另方面，“建议”把计划与市场的范围划分“属于总量控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的调整以及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主要发挥计划的作用；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一般性技术改造和小型建设等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这是陈云在１９５６年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模式。
企业的自主经营，由市场调节，实际便是陈云在当年提出的在计划的客观调控的框框下，取消对企业活动的种种行政和计划限制，让企业自主选销、选购的方式。
不过比起陈云的改革提议，今次还缺少了企业民主管理的一条，颇令人感到遗憾。
二是农业方面，中共不再迷信小农经济联产承包制的实际效果，但是考虑到农村的具体发展条件，不敢轻言改动联产承包制，只是提出进一步的改革：“在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的同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在有条件的地区，根据农民自愿，可以因地制宜，采取不同形式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并加以国家的水利大中型项目等的投入，这样的农业经营体制新政策，假若能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大有西欧合作社农业经营体制的发展因素，这应该是在中国地少人多，传统精耕细作的条件或限制下十分合理的发展道路——在苏联、中国以往的集体农庄或人民公社与美国、澳洲等资本主义大型私有农场之间的一条新路，即西欧农业发展的道路。重视普及教育
三是重视教育，“建议”强调普及基本教育，与此同时要求加强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重视扫文盲工作，这都是符合文革前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好的经验教训，回到脚踏实地、从社会的大多数、从长远发展来制定教育政策的阶段。
四是“建议”不但只提经济，也提政治，提精神文明的社会文化发展，或许这些提法的具体内容不如人意，特别是当我们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例子来作比较，还显得相当落后，但是，一来发展有一个过程，需要一定条件，欲速不达，在社会里的人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上，是没有“急于求成”的可能性，二来，没有一个社会不讲求精神文明，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能够讲求精神文明、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继承、发展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等，便证明中共理解到经济发展还有社会的一面，发展不可能单看经济成绩，考虑经济因素，还有最重要的人和社会非经济的方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