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泰晤士报》评意共《团结报》驻莫斯科记者的报道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４月５日就意共《团结报》驻莫斯科记者朱塞佩·博法的报道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通过意大利传来的消息提到莫斯科当前的危机，如果不相信这种说法，那还有其它说法，这些说法是《团结报》驻莫斯科记者传出来的，这些说法之产生，无疑是由于带着明确赫鲁晓夫标志的政策混乱。如果俄国正在进行某种一般的重新估计，那么，政策以及人恐怕都必然要受到审查。
从国内来说，毛病看来并不严重。工业正在取得有力的发展。农业虽然也在前进，但是仍然不幸地远远赶不上城市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批评者可以提出正统的论点说，对集体农庄的控制取消得少多了，必须实行新的控制。——基本上成功的工业管理权力下放政策调整得太频繁了。更有害的是对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所实行的笨拙的控制，因为这种控制接触到最敏感的思想神经。在外交政策中也暴露了某种举棋不定的做法。古巴冒险事件的错误估计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但是当然，中国为那些嗅出了危机味道的人们提出了最好的理由，因为连莫斯科最温和的批评者也一定对这样一个领导人感到不安，他在处理他的思想斗争时比北京的自信心很强的马克思主义智者差得远了。
从所有这种批评中可以找出一条线索，那就是，毛病倒不是方式上的毛病，而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毛病。正统共产党人一定会进行辩论——中国的“冒险主义”指责不愉快地回响着——他们甚至可能进一步下定义，说这是俄国国家首脑的机会主义，而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考虑周到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