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著文赞扬我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党的经济方针

【本刊讯】英共《劳工月刊》２月号摘要转载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美《国民前卫》周刊撰写的题为《中国：农业和工业》的文章，摘要如下：
华北平原今年秋天获得了一个好收成，所以各地的谷物供应情况终于好起来了。河南的好天气更是为两年来根据支援农业计划获得的稳步的进展锦上添花。北京地区今年夏天和初秋遭遇了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干旱，但是这个城市市场上的蔬菜和水果供应仍然源源不绝。这不是好天气的结果，而是应用电力排灌系统的结果，今天中国的电力排灌系统所拥有的马力是１９５７年的２０倍。而这仅仅是中国正在从事的使农业成为下一个工业发展高潮的巩固基础的工作的一个方面。
由于供应增加了，农民出售剩余货物的“自由市场”的价格下跌了，而且不断有额外供应（国庆节北京每户人家除口粮供应外还得到两只大鸭子或两只鸡）。
是不是现在认为公社是一个“错误”呢？显然不是，因为人民公社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三面红旗”中的一面。大多数人甚至说，“公社救了国家”。
一个错误也许是过高估计了１９５８年的谷物产量。每个省都相信谷物和原料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于是都兴高彩烈地建立起工业。
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三年的钢产量从５３５万吨增加到１８４５万吨，增加了两倍。成千万农民从农村流入城市，他们在新建立起来的工业企业中工作或在新建立起来的技术学校中学习。１９６０年，近百年最厉害的一次自然灾害突然降临农村，于是人们看到，农业供应不了大大膨胀的城市人口，它不能为工人提供粮食，也不能为机器提供原料。即使不发生自然灾害，也该作出某种调整了。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０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在报告计划执行情况时说，工业的产量已提前三年完成了计划，他强调需要“同时发展”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他要求工业“把注意力转向使农业置于现代化基础之上的工作”。一年的许多自然灾害显示了加强农业的需要。如果天时条件好一些的话，工业向农业的调整相对说来就会容易一些。但是最厉害的自然灾害还在后面。
有些西方批评者认为中国夸大了或者甚至“捏造了”自然灾害。相反，中国一开始就强调人定胜天。某些人民公社“征服”了水灾或战胜了３００天的干旱。人民公社所修建的水库和灌溉系统使有些地方免受饥馑。
１９６０年是天时最坏的一年：中国６０％的耕地面积受到干旱、水灾、台风、大风、虫害等“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４０％的耕地面积受到“严重影响”。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３０日的一期《泰晤士报》说，那一年自然灾害“可能是中国一百年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并且说，北方平原“连续不下雨的日子”比“导致中国１９４３年在河南发生的据估计死了二百万人的那次大灾荒的无雨期还长”。雷维·艾利是一个注视中国３５年之久的专家，他说，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大自然所给予中国的打击可能同１９２６—１９２９年那次打击相比拟，那时，西北六个省份的干旱据估计使２０００万人死亡。现在国家动员了全部力量来对付自然灾害。共产党把注意力转向增加谷物产量的需要上。
许多工业和教育计划暂时搁起来了，而服从于增产粮食的斗争。许多地区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没有发生像中国过去几十年经过自然灾害以后所发生的大批死亡事件。因为看不到有被抛弃不管的地方，看不到饿死的人。
政府“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并不否认重工业的重要性，这个口号也不是暂时的退却。它只是肯定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把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它的落后的农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它决定改变的方式的形式，不管这是拖拉机还是核力量。但是农业始终是基础，工业可以改造这种基础，但是工业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如果基础薄弱不堪，工业也就建立不起来。这种道理中国一直是认识到了的。在共和国成立后最初的五年期间，为建立农业的灌溉系统投下了巨额资金，之后，当谷物似乎显得充足的时候，中国这才转而来建立重工业。但是当自然灾害侵袭时，他们发现已经建成的灌溉系统还不够，农业还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这样，除了符合农业需要的以外，大部分大的建设工程停下来了，工业生产也作了“削减”或调整，以满足农业的需要。
在这同时，向农业提供的各种货物的生产加强了。除了大量增加排灌设备以外，正在建立四座新的拖拉机工厂。第二个重大的变化是花色品种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虽然中国钢的总产量减少了，但它生产出大约一万种钢材，虽然有些煤矿封闭了，但其他煤矿正转而采用现代的水力采煤法。在中国，并不是所有水库都有水力发电站，但它已经设计和建立了若干拥有几十万瓩电力的水电站。由此可见，即使处在一个削减时期，中国在技术上仍在前进，以便为另一次大跃进奠定一个可靠的农业基础。
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这不光是因为这个运动使工业和钢的产量在三年内增加了将近两倍。这个运动的最大的成就是它唤醒了新型的农民，他们认识到他们具有迫使大自然服从他们意志的力量。事实证明整个进程比那些农民当初设想的要复杂一些。但是经历了“大跃进”的人们都忘不了它。而且许多人说，“我们懂得的最重要的道理是存在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力量。我们也懂得了需要作出更为明确的计划”。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大跃进”是一个进程，我们仍处在这个进程之中。这是靠伟大的群众运动前进的道路。在每个运动以后可能有一个调整和充实的时期，但是我们认为，从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时期来看，中国的进展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