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涯（十九）

１９８１年，我人主白宫的时候，美国的军力很弱，以致有人对我们有效对付苏联进攻的能力表示怀疑。因为当时的情况是：零配件的经常短缺使得轰炸机无法起飞，军舰无法出海；我们最好的战士离开了军队；其他人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我们的战略武器——作为我们威慑力量基础的导弹和轰炸机——１０年来一点也没有现代化。而与此同时，苏联却建立了有可能使我们在各方面相形见绌的战争机器。实力地位
我想要到谈判桌上去，制止发疯的“互相毁灭”政策，但是为此，我知道，美国首先必须加强自己的防御手段，以便能从实力地位而不是从软弱地位出发，与苏联人谈判。
从１９８１年起，我们就在这方面实施一个大规模计划。与此同时，我试图——大多是通过秘密外交接触——说照俄国人坐到谈判桌上来。
对于苏联搞欺骗和违反国际条约方面的悠久传统，我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曾会晤过葛罗米柯，会晤过勃列日涅夫。我知道，一切共产党领袖都发誓要推翻民主政体和自由企业。我是通过亲身经历知道这一切的：以前许多年，我碰到过一些共产党人，他们都决心要夺取我国。
我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民族之间有很大不同。但是赌注太大，以致我们找不到使我们有可能减少世界末日危险的共同点。５年当中，在外交接触道路上，我取得的进展相当小。
然而，当我们到了日内瓦，我感觉到，我们也许能同克里姆林宫的这位新主人达成某些一致。
我们在壁炉边进行讨论，听他说，很显然，他完全相信苏联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无批判地接受了大部分有关美国的宣传：军火商在操纵国家，黑人被当成奴隶，一半老百姓流落街头。但是，我也感觉到，他是愿意听的，他跟我一样感到，铁幕两边的种种神话和错误观念促成了我们彼此间这种可能致命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我知道他有结束军备竞赛的充分理由。苏联经济崩溃的部分原因是军事开支巨大。必须让他知道，在这方面，从１９８１年以来再次得到证实的美国工艺，已经大大超过苏联的工艺。必须让他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给这一部门拿出比苏联多得多的钱来。
我对他说：“我们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可以达成一项协议，也可以继续军备竞赛，我想，您知道自己赢不了这种竞赛。我们将不会袖手让你们保持军事优势。但我们可以一起来设法使军备竞赛结束。”我们在炉边的会晤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十九）